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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恶性伤医不是医患矛盾,是犯罪

2018-09-19来源:中国医界网


白岩松

今年819日,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医师节,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曾经两次提案希望设立医师节。当医师节终于批下来了之后,要思考的就不再是设立这个节日的问题,而是从此之后,医生、医疗界包括社会,该怎么去过这个节?

有人说,你为什么总替医生说话?其实,坦白地说,我真不是在为医生说话,而是自私地在为自己和每一个生命说话。

中国的古人将人的一生总结为四个字——生老病死。请问“生老病死”这四个字,哪个字所代表的阶段能离得开医生这个职业?因此,妖魔化医生,去放大医患关系中间存在的矛盾,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使自己的生命航行越来越踏上了一个充满风险的轨迹。

我们傻吗?刚开始可能是凭着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直觉和职责,在替医生说话,因为的确有很多问题。当黑龙江多年前发生患者杀死医生事件后,我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节目,叫做《我们都有可能是凶手》。因为网上居然显示有超过80%以上的留言认为该杀。坦白地说,相当多的医患关系的冲突事件,被冠以“医患关系的矛盾”是错误的,因为那是犯罪。

所以,后来又出现了台州和温州的恶性伤医之后,我跟凌峰教授等很多人联名给公安部等部门写信,要求尽早惩治涉及医疗的犯罪。所以这是犯罪,不是一个医患关系的问题。

随着对这个领域了解的越来越多,困惑也就越来越多。

首先,在进入这些困惑之前,还是要回到马上要迎来的第一个医师节,我们该怎么过?接近100年前,北大的蔡元培校长在面对校庆日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校庆日不是欢庆日,而是闭门思过日!”819日,这个“医师节”也绝不是欢庆日,对于社会各界而言,可以成为尊敬医生,和思考医生、医疗在我们整个人类运行过程中扮演怎样重要角色的一个日子。但是,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却应该闭门思考我们在从事的是一个怎样的职业。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医生是介于普通职业和佛之间的一种职业”。刚才主持人说,我们既需要医学作为科学本身,也要作为人文科学的一面。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医学太复杂。在我看来,它的复杂就体现在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医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既要完成生理治疗,又要面对心理治疗,这才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所在。

因为心理活动千差万别,所以当你选择了一种职业,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选择了一种生命方式,没什么可抱怨。我选择了记者这个行当,没有什么朝九晚五,我也没什么可抱怨。我相信,全中国绝大多数的医生也没在抱怨。因此,让社会各界怎样更好地去理解医生这个行当,是健康中国大战略下的一个大命题。如果全社会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和医疗界、医生之间的关系,健康中国的战略在实施的过程中,就要打大折扣。

好了,这算是一个引子,接下来谈谈我说的一些困惑。

在当下的中国,医生心里很不舒服。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第一个矛盾是庞大的门诊量,与个别医患矛盾甚至是针对医疗犯罪之间的矛盾。

想想看,中国拥有全世界最最庞大的一个诊疗量,我们随便去北京的一个大的三甲医院,看看它的日均门诊量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因此,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门诊量下,产生一些令人难过的医患冲突,甚至针对医生的犯罪,不奇怪,全世界都有,展现的方式不一样。说这句话,可能各位心稍微凉一点,我觉得过去有,现在、将来可能还会有。

有一次去台湾,我们跟来自全球的医生进行交流。美国的医生跟我讲,美国的医患关系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说,只不过有一群律师站在医院外头,给每一个患者塞小卡片,告诉他们“有事找我”。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包括其它很多国家,医患关系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所展现出来,依然存在着很多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第一,我们要能够心平气和一点,是要看到此刻的中国,有如此庞大的门诊量,会存在一些以这个门诊量作为基数的医患冲突,甚至恶性伤医事件,但该归上帝的归上帝,该归凯撒的归凯撒,该归司法的要归司法。

第二,我觉得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的矛盾是想象的真实和事实上的真实。在舆论场上,非常危险的一种现状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内心中想象的真实,而它跟现在中的真实是有巨大差距的。比如说,一件事情一有人爆料,我们马上就要依据惯性相信肯定是他的问题。

在整个我们现在的舆论场上,这一两年略有好转,但是前几年,只要医患之间发生了矛盾,很多网民或者舆论的掌握者,就经常在想象中把责任推到了医院。

因为他们觉得,医院和医生相对于患者好像更加强大。因此,好几年来,我们内心的不舒服,就在于社会环境当中想象的真实和我们实际遇到的真实是不一样。

所以,目前中国充满着很多的撕裂,这种撕裂就是想象中的真实,跟现实中的真实之间有一种落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如何还原真实的事实,而不是想象的事实。

第三,随着医学的巨大的进步,人们越来越神话医疗的结果。因此,医学的巨大的进步和医生巨大无奈之间的矛盾,是公众往往不理解的。患者带着极高的、超越事实的期望值,他觉得医学在不断进步,你们的仪器什么都能检测出来,我这点小病你怎么能治不好呢?

可是,医生其实经常是无奈的,否则就不会有特鲁多的那个著名的墓志铭:“偶尔去治愈,经常在帮助,总是去抚慰”。医生这个行业,既要给别人带来希望,而内心里又经常面临无奈,因为“生老病死”这四件事全在你这儿。但是,这个反差在社会当中,还没有一种很好的沟通去解决。

第四,大数据和个体之间的矛盾。针对越来越强大的大数据,我再说这样一句话“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中国此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了35平方米了,你觉得这个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大数据解决个体问题吗?在医学领域里头,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但是公众往往不去从这个角度思考。

之前,我在看郎景和教授书中讲的很多年前的一个案例,一个妇女常态的出血,以为很容易就能够止住,结果郎景和教授和另一个院士,动了一个月的脑筋,面临了一个月的困难,经过了一个月的尝试,才止住这个出血。

他就感叹,99.9%的患者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下一个坐到你面前的人依然可能是那个0.1%。大数据从不解决个体问题。所以走到哪儿,我总在说,我非常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数据和机器来帮我们进行诊断,但是治疗依然属于医生。

居然有一种预测,说未来有很多职业要消失,包括我们记者,其中居然还包括医生。当别人说未来记者这个行业会消失的时候,我还很生气,后来看到有人预测说在人工智能面前,医生也会消失时我就笑了。因为大数据从来不解决个体问题,治疗是一个融合着生理、心理和小概率事件,以及个体差异的一个综合行为,这才是医学之难。

 所以,这个巨大的矛盾,社会如果不能理性地去探讨,形成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有了大数据,机器越来越先进,可以解决所有的医疗问题,医疗就不会存在了,那才是真正的糟糕。

第五个巨大的矛盾是治疗和预防之间的矛盾。我是健康激励计划的宣传员,

所以这些年,我在做健康宣传员的时候,总是在重复一句话,我期待的健康中国的概念是“让所有的国民不得病、晚得病,得了小病快治不转化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够有效控制,健康生活。”

大家面临着中国致死率第一位疾病,满地都是潜在的病人,究竟是等他有了巨大隐患的时候你来为他治病和安支架,还是做更多的工作让他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小病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够控制它过上健康的生活?我觉得对于心脑血管来说,中国绕不开这条路。

因为接下来的中国还要迎接两个巨大的高峰期,第一个就是农村,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正在快速增长,增长率已经碾压城市。第二就是中国在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

第六,作为媒体人,我强烈地感受到目前的医学过于专和细,与人作为一个整体之间存在的矛盾。您知道最早的时候打击和触动我的是什么吗?当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的救援不像现在这么科学和综合,那个时候先到位的很多是专业的医生,哪有一个地震当中的伤员是单纯的外科、内科或骨科的,都是综合的。这个时候,专业的专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当然,中医现在可能是势弱,因为从1949年中国有50万中医,到现在依然是50万人,但是西医已经由四五万人增长到现在的200多万人。可是,中医里的一些概念还是要借鉴,就是在整体看待一个人。

我自己就曾经有过一个案例。我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结果有一段时间脚疼得一塌糊涂,落地都受不了,找了极其专业的医院,照了很多片子,打了两针立即不疼,但第三天接着疼,没解决问题。

后来绕了很多弯儿,找到了一个中医大夫,他没先按我的脚,说背过身走两步。我背着身,走了几步之后,他说行了,回来吧。不知道什么原因,你右侧的腰出了问题,腰的负载过重,导致你的右脚出现了问题。我一下子就懵了,告诉他,几年前我左侧的腓骨做了手术,手术之后虽然康复得非常好,但是下意识就会重心向右倾,结果右边的腰出现了问题。

在他给我治疗了三次腰之后,我恢复了长跑。这件事情给我的刺激是很大。人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概念,在医学越分越细的情况下,如何依然拥有整体的思维,这似乎也是一种矛盾。

第七个,一个患者得病之后治疗,由过去上帝老天爷说了算,到后来医生说了算,到这几十年在变成医生和患者都说了算,带来了一种赋权的改变。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随着法律进入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人权概念的提升,几十年前,在西方开始了针对医学界的重新赋权。比如女性乳腺癌切除手术,医生那时候执行的都是扩大化的整体切除,但是到后来随着审美意识、个体意识的提升,开始有反弹的声音。

病人就问,为什么要整体切除?影响了到了我的美和自信等等,于是开始重新赋权。但是问题也会随之出现。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打了一场很大的官司,把患者赋权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当一个人变成了植物人之后,家属有没有权利决定拨管子。过去没有这个矛盾,但患者也可以参与决策,矛盾由此诞生。

我就提两个关键点,第一,医生会做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工作吗?第二,患者会看病吗?在医生与患者日常的沟通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比例的灰色地带,这种沟通是无效,甚至引入岔路的,这是目前全世界医学界都在面临的问题。

现在,国际上也在说如何改变这种现状。但这里有一个矛盾,就是医学认定的一个好的治疗结果,跟患者的个体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恶性伤医事件当中,出现最多的是在耳鼻喉科,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治好了,但是他个体感受依然不舒服,他就认为医生说的不对。

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的医学界,对于医患关系和医生培养来说,沟通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拿心血管为例,您告诉一百个患者说你的冠状动脉堵了50%,他就已经觉得要完蛋了。

但对医生来说。70%还是安全边界。这个差异如何沟通,这个专业壁垒如何打破,是目前全世界现代医学所遇到的巨大挑战。现在讲究的是,我要给他提供几种选择,然后告诉他几种选择面临的不同风险,但是很难,因为这里头患者的个体差异巨大。

最后一个就是,沟通和沟通完毕的医生,开出的最牛的药方是什么?所有的医学院都是在教给我们做最好的手术,但是我认为,你能给所有的人开出最重要的药方和治疗是希望。

任何一丁点的希望,在病人看来都是最好的抚慰的开始和治疗的开始。我们有很多医生不会注意这一点,他们投入到具体的治疗的过程中,就是不开希望这个药方。我们在相关的拍摄的过程中发现,即便在癌症俱乐部当中,癌症病房里头幸福指数也不低,只要拥有希望的时候。

希望是对每一个或轻或中或重的患者都希望得到的东西,我们不给他,就会很糟糕。所以,有很多人说总结了他最怕听的医生的几句话,就是“你怎么才来啊”。大部分患者一听完这句话就晕了,以为自己完了。

结果,医生接着说,你怎么才来,再晚来五分钟我就下班了。俩人想的不是一回事!还有,“您回家不用住院”,其实可能有50%是您的这个病,不至于到我这来看。但是他马上解读成这没的可治了。这几句话都意味着希望的消失。

其实,换个角度去想,哪怕是绝症的患者,依然要给他希望。我觉得在中国做医生真的很难,因为您要把神父的角色和医生的角色共担一身。在美国以及西方很多国家,可能到最后的阶段那就是替他找个神父,但是咱们这儿没有,这个角色也由您来。

所以,最后回过头来请相信,医患矛盾不管在媒体中被放大,或者说社会的舆论当中被放大了多少,人们骨子里头对医生的这个行当依然是敬畏尊重的,更何况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的后面带“德”,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为什么老祖宗千百年下来,给这两个职业的后面带了“德”。我觉得就把医学的复杂性和神圣性全部列入其中,更重要的是跟每一个人的生命紧密相通。

(责任编辑:程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