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高山教授在2000年左右考虑日本是否应该采用世界银行的多支柱养老金模型时所作的详尽考察的论文，引用的英文参考文献有58篇。读者可以了解日本对于养老金的私有化改革，在当时是如何全方位地花功夫去考察的，思考一下中国在当时和现在对于这一极其重大的课题的研究与政策制定与日本有怎样的差别？分3期刊登。

本文收录于高山憲之著/王新梅译《养老金改革：全球共识与日本经验》（2023）的第4章。原文用日语撰写，刊登于2002年7月，“最近の年金論争と世界の年金動向”，『経済研究』，53(3):pp.268-284。译文曾发表于《经济研究资料》（2003），但是这一版把绝大多数内容都重新翻译了。请注意，本文中没有包括2002年6月以后世界各国养老金改革的任何新动向。

1 前言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发达国家在人口结构趋向于老龄化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因此，公共养老金制度在财政上面临着困境，各国都不断地进行着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在原有的现收现付制待遇确定型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提高缴费率及抑制待遇增长的改革。这是当时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的养老金改革的方式。

世界银行1994年的报告：《应对老龄化危机：保护老年人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下文中简称：“94报告”），对上述改革方式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应把现行的待遇确定型改为缴费确定型，并把现收现付制改成积累制去运营。同时要求制度的管理运营应由政府转移到民间，并强迫国民必须参加这个制度。世界银行的这个提案是参照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模型提出的。

在养老金制度的设计与实施方面，当时在世界上起主导作用的一直是国际劳动组织（ILO）和国际社保协会（ISSA,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Association）。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关于养老金改革的设想。由于这些国际机构强烈地反对“94报告”的提案，所以在1995年之后就发生了关于养老金改革模式的大论战。参加论战的不仅是上述国际机构的有关人士，还有NBER、CATO Institute、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Insurance、Brookings Institution等及智库的研究者、养老金数理研究的专家、各国养老金方面的专家，规模非常大。

另外，在论战中相关人员对于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模型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大家明白了“94报告”所设想的内容与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模型在有些方面是迥然不同的。

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实施着资金援助。这些援助总是以一整套经济改革为条件的，养老金改革也是其中之一。为指明其改革的方向，世界银行发表了“94报告”。因此，“94报告”的内容给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在这些国家，不仅是养老金制度如何设计（design）的问题，如何把制度的管理及运营所需要的环境准备好（implementation），或者怎样把养老金制度扩展到全体国民（coverage），也是同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达国家因为没有接受世界银行的资金援助，因此在实际的制度设计上来自“94报告”的冲击几乎没有。但是，在精神方面的冲击却不小，以致于在各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是通过这些争论，对一些问题在当事人之间达成了共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认识更加深入了。现在，大部分的不同意见，与其说是起因于对经济得失的判断的不同，不如说是对将来的事实与政治判断的差异。

另外，瑞典及意大利等国家开发出了不同于“94报告”的另外的模型，并已开始实施。这个模型被称为是“记账制”（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1]最近在发达国家，对于这个模型的关注骤然增高起来。

最近，世界银行对记账制也感起兴趣来，并且积极地主张这一模型也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以下事件的发生。首先是Stiglitz 教授作副总裁时，对“94报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请参照Orszag, P. R. & Stiglitz, J. E.（2001）），其次是养老金制度的责任人由E. James 女士换成了R. Holzmann博士，另外，通过激烈的养老金争论，人们对“94报告”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许多的再探讨。并且，在世界银行最近所实施的资金援助中，世界银行所推荐的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内容与“94报告”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了很大的灵活性。

本章的第2节整理由“94报告”所引起的养老金制度争论的基本内容及主要的进展状况。第3节着眼于智利、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弄清他们与“94报告”所设想的内容有什么不同。第4节论述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的养老金制度的问题点。第5节介绍在瑞典等国开始实施的记账制（现收现付制缴费确定型）的内容，论述记账制与传统的待遇确定型的异同等。

2 关于公共养老金改革模式的大辩论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结论

2.1 “94报告”所提出问题

“94报告”是世界银行在马德里召开的1994年的年会上发表的。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型国家都有着巨额的财政赤字。不少国家的财政赤字主要是由于公共养老金金的支付而发生的。因此，迫切需要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收支，在中长期能够健全。其次，利用养老金制度促进金融市场发展，以解决中长期投资所需资金，也是重要的课题。此外，在这些国家一方面，一部分特权阶层有着丰厚的养老金，而其他的人只能领到少量的或根本领不到任何养老金。而这些其他的人却缴纳着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的高比例的间接税。这样的养老金与财政制度的结果，导致了相当严重的逆向的收入再分配。

基于上述事实，世界银行提出了以下的三支柱养老金体系（three-pillar system）。第1支柱，是为了防止贫困，以收入再分配为目的的养老金制度。用现收现付制来运营，财源可以是保险费也可以是税。但是，待遇限定为定额（在收入鉴定也同时进行的情况下）或最低养老金。

第2支柱，是由民间运营和管理的缴费确定型养老金制度。要求全体国民必须参加，财政管理上实行积累制。要求政府从第2支柱的养老金制度中退出，是世界银行的主要提议。报告发表后引起激烈争议的也是这个部分。

第3支柱，是任意的个人储蓄。这一点与以往的制度没有区别。

通过以上3个支柱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各种风险得以分散。另外，第2支柱可以增强储蓄，从而提高经济成长率，并且可以减少提前退休的人数。此外逆向的收入再分配现象也会消失。第2支柱变为积累制后，可以免除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压力，所以也可能降低筹资成本。以上这些是“94报告”的目的（请参考James, E.（1996））。

另外，这个报告的执笔责任人是E. James 女士。

2.2  Beattie-McGillivray （1995）的批判

国际劳工组织的R. Beattie（1995）与国际社保协会的W. McGillivray（1995），尽管是以个人观点的名义，仍然把“94报告”的模型作为‘危险的战略’，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攻击。即，向缴费确定型积累制的转变，会使养老金制度暴露于投资风险中，把养老金收入置身于‘市场的暴力’之下。市场收益率的变动是激烈的，当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如果收益率变低，那么待遇就会比预期少；而收益率变高时，运气好的这一代就会有过度的积累。不管怎么说，养老金制度的财政收支问题得以解决，但‘老年收入安定’这一目标却总是被收益率的风险所左右。因此这一模型只是改变了风险的内容，风险本身并没有减轻。

第2，由现收现付制向积累制的转轨将会产生‘二重负担’问题。在转轨期，现在正在工作的人，即要负担旧制度下的老年人的养老金发放，还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金去积累。通常情况下，在转轨期，现在正在工作的人的负担比继续维持现收现付制要增大。单独让这些人去承担转轨成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3，积累制在财政上未必对于人口结构的变动就是中立的。因为在老龄化的进程中，市场收益率下降的可能性非常大。

第4，变为积累制后，整体来说，储蓄率是否上升还不明确。此外，即使储蓄率上升了，也无法断定经济成长率就一定会增高。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由实证分析来确认。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与“94报告”的主张完全不同的实证结果。

第5，积累制的运营成本相对较高。其结果，越是低收入的人，除去运营成本后的收益就越低。

此外，积累制不利于残疾人养老金与孤寡人养老金的操作，并且即使强迫大家都参加第2支柱的私人养老金制度，关于投资限制等方面的工作仍需政府去做，另外运营失败时的欠账，也常常会归到政府身上，反而容易导致政府增加新的财政支出。

2.3 从经济角度进行的批判

以Beattie-McGillivray（1995）的批判与James（1996）的反驳为导火索，关于养老金制度的论战一下子就像着了火一样激烈起来，特别是从经济角度的论战，你来我往[2]。在本小节中对论战当事人之间已达成共识的主要论点进行整理。

① Samuelson-Aaron 的悖论

对于现行的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的批判，通常是根据Samuelson-Aaron 的悖论来展开的。然而，Samuelson-Aaron 的悖论（Samuelson（1958），Aaron（1966））原本是为了指出比起积累制来说，现收现付制可能更具有优越性。以下用2期模型来介绍这一内容[3]。

首先把社会成员分成2个代际，第1代是现在正在工作的年轻人，第2代是在前1期工作过、现在已退休、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为了简单化，假定第1代的所有的人的工资都相同。第2代人领取的养老金的待遇是第1代人工资的一定比例，100%（假设是待遇确定型）。假设工资与人口的前期比，分别是100g%，100n%。每个人都生活过这2个期间，在第1期，挣到工资，在第2期领取养老金生活。养老金待遇是下一代的工资收入（1+g）乘以100%，即(1+g) 。我们比较一下为维持这样数额的养老金的支付，在不同的筹资模式下，缴费率有什么不同。即，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相比所需的缴费率谁大谁小。

令积累制下，所需的养老金的缴费率为工资的100c%，投资收益率为100r%。那么，到第2期开始时，养老金的积累额为c(1+r)。养老金的待遇总额与养老金的积累额相等时，收支平衡。

即，c(1+r) = (1+g) ，c = (1+g)/ (1+r)

令现收现付制下，所需的养老金的缴费率为100t%，人口的增长速度为100n%。那么为支付每个老年人（第2代人）的养老金待遇，需从年轻人那里征收t(1+n)(1+g) 的财源。

即，t(1+n)(1+g)  = (1+g)

以下我们来比较c与t的大小。

如果，c(1+r) = t(1+n)(1+g)  t(1+g+n) （平方项看作为0），那么，c=t。

因此，当工资的增长率与人口的增长率之和（即经济增长率）与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相等时，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的结果是一样的。即上述模型的结果告诉我们，当积累制下的投资收益率设定为等于经济增长率时，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所得到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如果r > g+n， c < t。相反，如果r < g+n， c > t，即，当人口的增长率与工资的增长率之和大于投资收益率时，现收现付制的缴费率比积累制要低。

从数理保险的角度来看，通常人们容易认为没有基金积累的现收现付制，是不健全的。然而，从缴费率的大小来看，以上模型证明，没有基金积累的现收现付制比积累制的负担可能会轻。这一点正是Samuelson-Aaron所强调的“悖论”。

在经济高速成长期，上述的悖论是成立的。后来在发达国家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低增长与老龄化，此时这个悖论已经不再成立。在以Feldstein(1996)为主的对现收现付制的批判中的几个主要论点中，上述悖论一定会作为有利的证据而提出来。

②  合成的谬误

在上述养老金制度的争论中，首先成为问题的是假定：投资收益率（r）与经济成长率（g+n）无关。但是，积累制是否可以不受人口老龄化与低经济成长的影响？

当人口持续老龄化时，现收现付制确实会使养老金财政变得困难，此时必须要降低待遇或增加缴费（或二者同时进行）。那么积累制下，情况又怎样？

为了把问题简单化，假设经济增长率为0，且是封闭经济（closed economy），积累制下的养老基金全部投资于国内股票。并且，出现了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问题。假设到第2期时，正在工作的劳动者人数减少了一半，这样到第2期时购买股票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半。但是，在第2期，养老金的领取者是发生低生育率之前的一代，因此，人数仍与过去相同。这些人需要卖掉股票换取生活费，股票卖出量与第1期相同。而此时购买者却减少了一半，这样，股票价格就会减半，同时每个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也随之降低了一半。此时，即使是积累制，也与不增加缴费额的现收现付制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4]。

由此可见，少子老龄化的后果之一是投资收益率（r）会下降。通常人们认为，在积累制下，因为把分散的个人储蓄集中起来投资，所以与个人储蓄的收益是不同的。并且假设投资收益率（r）是不变的。这些都犯了“合成的谬误”这一错误。这一点由Barr（1979, 2002）, Brown（1997）, Thompson（1998）, Heller（1998）等给予了理论性证明。

此外，Brooks（2000）用考虑了人口老龄化的养老金模型对将来进行了模拟，得出了将来投资收益率会下降的结论。另外不能忽视的是，在日本，最近投资收益率的低迷使大部分厚生年金的基金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所以，并非改为积累制，问题就可以解决。

不管怎么说，在养老基金需要变现时，老年人就必须要变卖手中的养老资产，而这些养老资产的购买者通常是现在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对年轻人来说，用于购买资产的那部分支出使得他们的消费支出减少了。

养老问题的核心是当代年轻人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要转移给老年人，这一点即使是积累制也与现收现付制没有不同。因此，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金问题（增加缴费或降低待遇），即使改变了制度的筹资模式也无法解决。不如说，物品量能增加多少的问题要重要的多。如果物品量的增加能保持一定水平的话，就可以避免增加年轻人的负担。

③ 相等定理（equivalence proposition）

以下阐述应如何看待由现收现付制改为积累制时，在转轨期将出现的“二重负担”问题。即使投资收益率比经济成长率高，从养老负担上看，如果把转轨成本也算在内的话，现收现付制与积累制也是无差别的、相等的（equivalent）。这当然也是在经历了上述的养老金制度的大辩论后得到的结论。以下用简单的模型进行说明。表4.1是2期模型（假定每个人都只活2期）。

表4.1  2期模型（单位：万元）

假设在第1期，开始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那么，在第1期，老年人（A代）可领到10万元养老金，其财源由第1期的年轻人（B代）全额负担。为了简单化，假定人口增长率n与工资增长率g均为零。如果现收现付制一直维持下去的话，在第2期，B代也可以领到10万元的养老金，其财源由第2期的年轻人（C代）全额负担。到第3期也是同样。此时对B代与C代来说，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内部收益率是零。

现在假如从第2期开始，改为积累制。即，第2期的年轻人C代拿出10万元积累起来作为自己将来的养老金，利息率为10%，到第3期时，可领到11万元的养老金。那么对于C代来说，内部收益率是10%，比现收现付制的零，要高。

但是，上述的10%的收益率是在不考虑转轨成本的情况下才有的。由于制度在转轨，就出现了应支付给第2期的老年人（B代）的10万元养老费应谁负担的问题。假设，全额通过发行国库券来解决，国库券的利息到第2期的期末（或第3期的期首）由第C代来负担。这样对于第C代来说，将会有1万元的转轨成本要负担。此时，当考虑了转轨成本后，第C代的内部收益率就变成了零，与现收现付制下的收益率没有区别。

最初以现收现付制来运营公共养老金制度时，第1期的A代会领到10万元的礼物[5]。这个礼物的费用将由以后的某一代来负担。如果把第A代也包括在内的话，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负担整体来看，其和是零。无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积累制，“零和游戏”（zero-sum game）的本质没有改变。Geanapokoplos-Mitchell-Zeldes（1998）把它命名为“相等定理”（equivalence proposition）。

然而，当我们浏览其时间路径时，就会看到，不同的财政方式在各个不同的时点所对应的养老金负担（内部收益率）是不同的。由现收现付制转轨为积累制时，我们需要从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所需的转轨成本由谁、什么时候、怎样来负担。

所谓的“二重负担”就是指，在转轨期将发生的集中由中年人来负担转轨成本的问题。这在政治上是非常难以实现的。而在现收现付制下，给A代的礼物的费用总是不断地向前推，就不会出现二重负担集中在中年人身上的问题。如果想避免政治上的困境，就容易倾向于选择现收现付制。

不管怎么说，上述的‘合成的谬误’，‘相等定理’在经过了这么多的争论之后，在有关养老金人士之间已达成共识。就养老金负担的经济角度的认识来说，在争论者之间几乎没有不同看法了。不如说，意见的不同主要在于对未来的事实及政治的判断上。

[1] 译者注：对瑞典模型的中文翻译常见的有“名义账户制”，但是原文中notional，不是名义（nominal）的意思。另外，在深入理解这个制度时，需要使用名义记账利率与实际记账利率的概念，此时的名义与实际指的是nominal和real中的名义，用词和内涵都不是notional，但是中文表述却都是“名义”，容易造成混乱。

[2]关于养老金制度大辩论的文献非常多。其中国际机构以外的文献主要有，Burtless（2000）, Callund （1999）, Campbell-Feldstein （2001）, Diamond （1996b,1998）, Disney （2000）, Feldstein （1998）, Feldstein-Samwick （2001）, Feldstein-Liebman （2002）,  Gruber-Wise （1998）, Shoven （2001）, Thompson （1998）等。

[3] Samuelson（1958）原来是对“paper contract”进行论述的论文，用3期模型来阐述其含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此我们的目的只限于指出现收现付制可能更具有优越性，因此专门把模型简化为了2期。

[4] 本章的结论只是在单纯的模型下得出的，所以有几点保留意见。特别是，如果是开放经济（open economy），养老基金拿到国外市场去投资的话，结论也许会改变。例如，假定一个小国家，并且有可能避免汇率变动的风险，那么，结论就会不同。但是，像日本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否可以假定为小国家，还需要再进行实证研究。

[5] 在本章的讨论中，无视了公共养老金制度实施前A代人靠个人的力量抚养父母的问题。把A代人领取的公共养老金只单纯地定义为礼物，这一点是有问题的。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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