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舆论界就我国抗击新冠疫情下一步是追求“清零”还是与疫情“共存”的讨论，看来是越来越热烈了。其间甚至还出现了双方各执一词，甚至隔山打炮、鸡同鸭讲的现象。

犹豫再三，还是就此说几句吧。

第一、这种讨论和争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目前举国上下都为夺取战“疫”的胜利而竭尽全力。在这种大背景和大环境下，舆论界关注战“疫”走向，从专家到公众，从官员到平民，都在围绕如何取得胜利而认真思考，并进而将这种思考的结果通过各种媒体平台发布出来，这无疑为进一步打造共识、凝聚意志、鼓舞斗志、攻坚克难提供了新的和更加丰沛的动力；况且这种高端智库人物和民间人士思想的碰撞，会为国家层面战略部署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多方位、多角度的参考依据，因此这是大好事而不是坏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从实践层面来看，目前不宜太过提倡与新冠病毒“共存”。

其一、目前的战“疫”到了一个新的关键点。首先是病毒的变异，为防疫工作提出了且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其次是防疫工作一路走来，大家精神都高度紧张，公众心理承受力和忍耐力，也在经受着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新冠病毒“共存”的讨论溢出学术探讨的范畴，进而形成对整个防疫战略的影响，那么就很可能与前面两种因素合流，汇聚成巨大的冲击力，干扰我们的防疫大局，甚至有可能造成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因此尽管讨论和争论是好事，但限于学术层面则可，行动上则必须按照国家整体部署来做，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得半点犹豫，半点含糊！

其二、我国的独特国情，决定了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存”类做法。首先从思想观念来看，中西的死亡观存在严重差异。西方人信奉上帝，人的死亡自然就变成了生命的轮回，人们在人间走一遭儿后，还可能到上帝那里喝烧酒。但在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人死如灯灭”，“一死万事休”的观念早就深入人心，上帝是根本就不存在的，这就形成了对死亡的巨大恐惧。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因新冠疫情产生同样的死亡率，在中西方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力和冲击力是截然不同的，而承受由此所带来的更加严重之后果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其次从医疗资源角度来看，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医疗资源占有率的差距有多大，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情。由此引申开去，新冠疫情带来的死亡率背后，其实最终是医疗资源的支撑和托底。换句话说，假如一个国家在社会层面的疫情防控上放松甚至放弃努力导致防线被突破，那么人均医疗资源就是其最后的防线了。对我们国家来说，这一状况意味着什么？因此西方国家的相关数据，只能供我们参考而不能被引入迷途！我们必须完全立足于自己的国情，拿出我们自己的抗疫战略，过去是这样做的，今后还必须坚持这样做。

第三、目前的关键在于如何落实精准防控战略。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一贯要求。而最大程度地规避“清零”和“共存”之争对这一战略性要求的干扰，则是当前亟待引起注意的问题。

回顾关于“清零”和“共存”之争，其实有些观点应该回归常识才好。比如是否与病毒“共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说是一个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有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成功地摆脱过病菌病毒的侵袭？无论是何种病菌病毒，“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一天一时一刻消停过吗？不论你卧榻之下是不是愿意病魔酣睡，它都会不请自来，驱而不走，这是不以我们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的发展史，不就是不断与病毒病魔斗争且一步步在斗争中取得进展的历史吗？不想“与病毒共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仅仅是一厢情愿而已。

将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我们就更容易发现，所谓与病毒“共存”，只是鉴于这一战“疫”的复杂性而采取的策略而已，这不是向缴械投降，而是调动人类智慧与其斗争并争取最终战而胜之。这就需要要审时度势，需要审慎评估，需要有相对周延的措施、严密的布局和科学的预案。但是假如一听到“共存”二字就联想到战场上举起的白旗，那就只是某些人的惯性思维而已了。

将抗击新冠疫情的工作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我们还可以发现，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与病毒“共存”的设想，不仅恰恰对精准防控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而且与当前局部的“清零”远非构成二选一的单选题。局部与全局、暂时与长远、防守与进攻、博弈与妥协，岂止是这两个选项所能完全涵盖得了的？

在人类战争的冷兵器时代，当是先有矛而后有盾。时代发展到今天，面对战“疫”攻防，我们致胜的法宝依然是防身的盾牌，眼下需要用精准防控锻来造好这只盾牌，万不可被唾液横飞的空泛议论分散了精力。

责任编辑：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