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笔这篇文字，有两点背景情况需预作交代。其一是最近从网上读到一篇《将民间资本引入公立医院改革是国际笑话》的文章，此后又拜读了易利华教授对前者的反驳文章并引起强烈共鸣，遂写了一篇《驳在医疗领域“‘市场法则’行不通”论》，于7月24日在《健康界》首发后，有些媒体对此进行了转载。但因这篇文字系草草而成的急就章，至今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其二是5年前，有感于北大某知名学者借“吉林延边农村的患者”之口所说的“现在得病都是一个享受了”，写过一篇在题目中用过“请为苍生说真话”这一表述的言论，发在自己主编的一本内部资料刊物上。在现在所写的这个文字中，也涉及到了患者看病是不是“享受”的话题，目的无他，只是想强调一点，作为在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方面比普通民众负有更大责任的专家学者，对社会现象的评价应该尽量客观和理性而不是相反——目前的“公知”，在大众眼中越来越成为具有贬义的称谓，与此当不无关系。

一问：餐饮行业可不可和医疗行进行比较？怎么比？

在《将民间资本引入公立医院改革是国际笑话》一文中，那位知名学者声称：“‘唯市场派’经济学家不了解卫生经济的特性，将医疗类比餐饮业，闹出不少笑话”。学术界很久以来就将对医改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分成“市场派”与“政府派”的说法，窃以为，搞帮帮派派、团团团伙伙、以人划线，抱团取暖，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臭毛病之一——只要有争论，就热衷于分这派那派，就习惯于划线站队，就不知不觉间将严肃的学术问题演变成派别之争甚至人身指责。但稍加观察就可以发现，在这场有关医改的争论中，那些主张引入市场机制的诸多专家，并没有哪一个人完全否认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应该发挥的作用，何来“市场派”之说？倒是那位知名学者自己，十分决绝地断言“医疗卫生是很特殊的领域，不是用市场机制就能解决的”，话说得斩钉截铁，未留余地。然而此时，却给争论的另一方加了一个“唯”字——“唯市场派”，所为何来？再说了，学术争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真理越辩越明嘛，尽管见解不同，大家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医改事业顺利发展，何必搞得唾液四溅、帽子横飞？

“将医疗类比餐饮业”就是闹出“笑话”？笔者孤陋寡闻，思来想去，对“将医疗类比餐饮业”的学者专家印象深刻的学者有两位，一位是那位知名学者自己，她在2011年11月26日做客齐鲁大讲坛时，就曾亲口说过：“市场机制在分配资源的时候就是用价格机制：买东西时，要先看口袋里的钱，贵了不买，便宜就多买一点；但是在医疗上，无论他有没有钱，基本的医疗都需要有保障，就像吃饭、住房，这个时候价格已经不起作用了，须按最基本的需要满足他。”类似观点并非一时之言，她在其专著《健康强国》中也有所表述。那么另一位呢？就是著名学者周其仁先生了，他曾经就时下的公立医院和计划经济时代的招待所进行比较，从中引出资源垄断、特权消费和对于改革的启示等话题（见周其仁所著《病有所医当问谁》）。笔者也曾经用“挑刺儿”的态度对周其仁先生的文章读了几遍，总觉得他的观点逻辑严密，说理充分，立得住，驳不倒。倒是那位知名学者关于不但认为医疗，甚至连“吃饭、住房”价格也不起作用，需要“按最基本的需要满足他”的观点让人疑窦丛生、不得要领。对此范围问题的疑问，我在《驳在医疗领域“‘市场法则’行不通”论》中已经说过，在这里不再饶舌。

需要补充的还有一点：把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医疗卫生事业借所谓公益性一股脑推给政府，照轻里说，是往政府肩上压担子，背上加包袱，使其承受不了承受之重；往重里说，是在吊公众胃口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给政府“挖坑”和“埋雷”，从而陷政府于不义的作用，不论出此主张者是有心还是无意。

还有一个学风问题。“民以食为天”，吃饭和看病都是“天大”的事情。大家都用同样的本体和同样的喻体做比喻，当别人推导出与自己相反的观点时就索性把整个牌桌掀翻，这不是作为学者应有的严肃态度。还是那句老话，在真理面前恩人平等，霸道与任性与真正的学术争论无缘，没有哪个人人能口含天宪，垄断对于真理的诠释权。

二问：“得病”怎么会变成“一个享受”？

5年前的5月29日，中国网在一篇报道中称，那位知名学者曾经表示：“我最近刚从吉林调研回来，在延边农村的患者非常感激地说，他说：太好了，老好了，制度改得老好了，他觉得现在得病都是一个享受了。基层的老百姓是实实在在得到福利”。笔者在本文开头就开宗明义，现在旧话重提，不是为了翻旧账、兜老底，而是意在主张身为专家学者的人，应该出言慎重，起码应该经得起生活常识的检验。

得病可不可能变成“一个享受”？尤其农村的患者能否因“制度改得老好了”而产生如此美妙的就医体验？答曰，难，很难。病是什么？病是指生理上或心理上发生了不正常状态。一般情况下都会带来或强或弱的疼痛感，心理的愉悦感压倒疼痛感的情况不是没有，但那总是极个别的或者是一过性的心理体验。至于农村患者是否有心情和能力去关注制度改得如何且能否因改得“老好了”而把得病看成一种享受，尽管其中的奥秘无须道破，但却总觉得不该如此对待我们善良而质朴的农民兄弟。

哪些人能把得病当成一种享受？纵观当前的就医者队伍，恐怕其中只有极个别的人吧，即使是这种极个别的人，得的也只能类似被蚂蚁踹了一脚被蚊子叮了一口之类无关痛痒的病，才能成其为“享受”，如果得的是真正的甚至是危及生命的病，即使诊疗过程中前呼后拥威风八面礼品如山，恐怕也万难找到“享受”的感觉吧？更不用说，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强，这种人越来越收敛了。

一个农民能不能说出“制度改得老好了”、“现在得病都是一个享受了”之类的话？不能否认，中国的医改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尤其是由于医疗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确实让普通老百姓得到了实惠，但这种实惠只是初步的，就大多数农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民来说，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远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享受”之说有何道理？退一万步说，即使某个患者真这样说了，是否视其为正常的心情表达？更重要的是作为专家学者来说，可否鹦鹉学舌般搬来作为基层医改成效的佐证？要知道，此话他人若不当真你等于啥都没说，一旦当真会产生什么效果？会不会形成误导？既然“制度改得老好了”，既然看病成为“享受”了，医改这个“国际性难题”岂非大功告成，又何以引出本文下面的话题——认为“中国宏观治理出了问题”？

三问：如何评价宿迁医改？

大约是从2015年8月份起吧，一篇题为《中国经验vs市场化教训》（另一标题为《中国宏观治理出了问题》）在网媒上大面积传播。中国的宏观治理是否出了问题？笔者在此无意多说，一是觉得这个题目太大，有点“老虎啃天无处下口”的感觉；二是我压根就觉得我们的宏观治理方向没什有么问题。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民族之幸。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更为包括医改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这个方向要扭，那就真的是犯了“颠覆性错误”了。

令我深感兴趣的倒是文中对宿迁医改的评价。因为这篇由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与那位知名学者的专访文章，其切入点和一个重要着力点均是宿迁医改。在这篇专访中，尽管那位知名学者声称“不能简单地把改革中的问题，与个人的腐败直接联系起来”，但话锋一转，又声称“卖光、拆光、招商，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极大讽刺，说明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国家治理。”由此可以看出，她对宿迁医改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丝毫未加掩饰和改变。

如何评价当年的宿迁医改？业界一直存有争议。在肯定与否定的两种声音中，肯定的声音无疑更理性也更加令人信服，因而也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其实争论也好讨论也好，这当属正常现象，重要的是大家都应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追求真知与真理，如果缺乏这个最基本的态度与立场，热衷于道听途说、以偏概全甚至是意气用事、六经注我，那就只能贻笑大方了。

说到对当年宿迁医改的评价，我觉得重要的在于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地方的主政官员因贪腐而入狱后，该如何评价他在任时推行的政策？

首先，如果该官员违反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大搞劳民伤财的所谓“政绩工程”以售其奸以谋私利，那么对此就必须予以清算，来不得半点含糊。

其次，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中不断健全政绩导向，尤其是吏治力度的不断强化，不但对各级官员的施政行为产生强大的正向规范和引导作用，也和其自身追求个人正当政治利益的诉求产生越来越大的一致性。在这种政治生态之下，即使某些官员后来滑入贪腐的深渊，对其主政时的改革行为也应该进行客观分析，不能因前者而笼统地进行否定。

另外也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对某些地方的改革举措的评价，要根据其自身的逻辑来进行判断、评价和分析，切忌因人废言因人废政。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当年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枪声，是对他们贪腐行为的惩处，而非说明他们过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枪口是瞄错了方向。“打盆说盆打碗说碗”，这是连扁担倒了都不知道是个一字的老农民都知道的事情，怎么到了我们某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这里，就犯糊涂了呢？

第二个问题是：“卖光公立医院”，是从当年到此后多年来许多人对宿迁医改的曲解！

宿迁医改的核心是什么？那就是在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政府继续包办医疗事业的办法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般苦撑门面，而是广开门路，通过包括吸引社会资本在内的诸多措施来做大医疗资源块这块“蛋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与此同时，政府将过去被海绵吸水般投进公立医疗机构的资金和从处理存量医疗机构得到的财力投入到公共卫生等方面去。除此之外，并政府没有对医疗卫生放任自流，而是在加强监管等方面举措多多。这一做法的核心和灵魂是什么？是政府该担当的责任担当好，政府管不了管不好且能交给市场的，坚决交给市场去做。这思路应该没什么错吧？可是长期以来，本来是宿迁医改举措之一的“卖公立医院”被无限放大，进而被标签化、污名化，成了难以从头上摘掉的“紧箍咒”，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普通人鹦鹉学舌倒也就罢了，假如身为学者专家的人也如此武断，那问题就更大了。

第三个问题是：政府如何管理医疗卫生事业？

宿迁提供的经验不仅在过去和现在，甚至在将来，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为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奠定了基础。政府在医疗卫生工作中的职责何在？说来说去无非是三条：一是落实政府办医责任，打造公共产品；二是加强监管；三是搞好服务。在所有这三个方面，宿迁都一直在做，且做得颇有成效。在医改进入深水区的当前，继续深入剖析宿迁医改这只“麻雀”，当会从中得到诸多教益。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借鉴宿迁医改的经验？

中国是一个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东西部地区、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差距巨大，如果在医改方面用一个模式去套，那势必会造成南橘北枳、削足适履的尴尬。所以肯定宿迁医改的意义同在具体操作中是否采用宿迁模式，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里的关键是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正是在这一点上，宿迁不仅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在“吃过”后顶住来自方面方面的压力，努力一点点将其消化掉，从而在医改方面打造了一个独树一帜的范本。总之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寻求困难和问题的解决之道时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关键是不要丢掉实事求是这个老祖宗留下的法宝。尊重来自基层的新鲜经验和创新，将其总结和提炼后作为决策依据，才能少走弯路，这也是宿迁医改的重要意义之一。看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总是来自最直接承受困难和问题所带来的压力的人。想想这些年，我们在医改中左一个“试点”右一个“试点”，是否如同对自然生长的充满泥土芬芳的花朵闭眼不看，反而热衷于花盆里栽花？

据说，曾经主持推动宿迁医改的官员被查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召集，在江苏宿迁市召开了《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模式研究》课题开题讨论会。专家们来自国研中心、国资委、卫计委、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对宿迁医改均持肯定态度。为回答公众在某官员被查后宿迁医改是否走回头路的疑虑，当地有关人士也明确表示了改革不可逆转的态度。宿迁医改的方向没有被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当前确立的中国医改的正确方向不可逆转，这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福音！

任何真正的改革，都是以思想的解放为其先导的。放眼当前的中国改革，没有哪一个领域比医药卫生领域旧思想旧观念禁锢得更加厉害了。盘根错节的利益格局和僵而不死的陈旧观念，就像两只阻碍医改深化的拦路虎，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仔细检视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而这种检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她（他）们本人的尊重。

责任编辑：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