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一则题为《“标杆”养老驿站不到一年悄然关闭，养老机构该如何盈利？》的新闻引爆养老圈，作为北京标杆项目，双旗杆养老驿站由3位海归清华高材生创建，并引入英美等国的“先进社区养老模式”。

然而风光背后，是持续不断的亏损，最终运营不到一年后黯然收场，这是行业、市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

当前，市场的一种普遍观点是，养老服务格局应呈“9073”或“9064”模式，即居家养老人群占90%，社区驿站养老人群占7%（或6%），在传统养老机构中养老的人群占3%（或4%），养老驿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是，相比发展了二十几年、拥有相对成熟商业模式的传统养老机构，社区养老驿站更多涌现在2015年后，其运营收入很大程度依赖于政策补贴，可持续发展模式仍处在摸索阶段。

在中国，“社区居家”一直是个尴尬的存在：对于企业来说，这看似巨大的市场空间是没有寡头的竞争蓝海，然而，“如何盈利”、“如何保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商长期良性运营”，却始终是卡在企业和行业前的一道坎儿。

从“星光之家托老所”、“老年餐桌”、“社区老年服务中心”，到“日间照料中心”，再到如今的“养老驿站”，每一次名字更迭的背后都是一次代价不小的尝试。尤其是近两年疫情影响以及经济环境低迷的背景下，多地的社区养老驿站正在迎来自己的至暗时刻。

想象中的蓝海，为何却在实践中成了困局？

为了应对老龄化，几年前，北京市制定实施了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居家养老的地方性法规《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致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运营、聚焦居家”为特色的养老模式，其中养老服务驿站是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距离老年人最近的养老服务机构。

“目前，北京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型，全市建成超过100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覆盖相当大的范围。但现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规模、功能发挥、效益情况等还不完善。有关专家分析有80%以上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甚至有的关门了。”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的玉海园，是北京市西部最大的综合型社区之一，全国首家“社区一老一小试点工程”落户于此。公开数据显示，小区内常住居民5000余户，常住人口约2万人。其中65周岁以上老人就有2000余人，80周岁以上老人200余人；0岁至3岁学龄前儿童200余人。

自2018年4月，玉海园就开始筹备工作，并由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老龄委和卫健委四大部委共同督导。直到2020年1月，历时两年，玉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终于完工。落成仪式上，北京市委、市政府，海淀区委、区政府，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一老一小项目组，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均出席仪式，并对项目寄予殷切期望。可出乎意料的是，光环加身的玉海园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仅试水了3个月就被迫停止营业。

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敬老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伟透露：“去年北京多次疫情，是项目难以持续运营的导火索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项目还面临资金、人才、资源等多重压力，以及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平衡考验。”

李伟指出，在“一老一小养老驿站”的主体上，社区组织与商业机构有很大不同，前者的组织构成决定了其更偏重社会公益，尽量免费或者以较少代价，让民众获得最大程度的利好。而后者则更多看重项目的商业和盈利属性。

让一家养老驿站“活”下来，需要多少钱？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街道的前泥洼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下简称“前泥洼驿站”）是北京市2021年第一批获公示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如果在平常的工作日来到这家驿站，往往会看到三五个老年人在一间多功能室内进行理发及按摩的景象。但前泥洼驿站也有在小微空间内办不了的事，那就是养老助餐。对于“驿站是否已稳定开展供餐”的问题，多位居住在周边的老年人均表示，目前没能在这个家门口的驿站内吃上热乎饭。

同位于丰台区的丰西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以下简称“丰西驿站”），给出的养老助餐解决方案是“靠集团提供配餐”。尽管没有前泥洼驿站那样担忧餐食来源的困扰，但丰西驿站的工作人员李欣（化名）表示，区域内老年餐配送需求的增加，对自己所在驿站的人力调配及成本把控也形成了不小的挑战。

此外，一位驿站从业者表示，老年餐虽然需求旺盛，但除了为驿站引来流量，直接带来盈利的不多，许多时候“卖一份餐还要赔上几元钱”。据了解，一份老年餐均价20元，利润空间非常有限。由于没有利润，配餐公司不愿意给驿站送餐，有的甚至开出订餐100份起送的条件。

让一家养老驿站“活”下来，需要多少钱？一家驿站负责人算了一笔账，把水电、供暖、人力成本、活动费都算上，一年至少需要20万元。其中，驿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占了总成本的近70%。理想状态下日客流量要达到七八十人，才能“养活”一家驿站。

这样一笔账，还是在“政府无偿提供设施”的扶持基础上算出来的。根据北京市社会福利服务管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8月，全市有241家养老驿站服务流量显示为零，另有157家驿站的服务流量低于100人次。现在不少驿站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北京颐佳养老创始人之一的翟宁在2021年切换了赛道，离开了养老服务行业。她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并未透露转行的原因。此前，她曾表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商只有整合下游服务商资源才能降低成本、保障质量，但目前下游产业还未发展成熟，无法形成产业链。

北京某大型养老驿站管理集团曾认为：“只要养老驿站形成一定规模，就可以借助规模优势，实现盈利”，然而事实却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其虽然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百余家连锁养老驿站，但90%以上的项目依然处于亏损状态。与酒店行业一样，“单店盈利”，才是养老行业的天然属性，除此以外，没有太多捷径可走。

据媒体报道，早在2021年上半年，北京的养老驿站几乎全面停业，亏损严重，虽然有专门的部门拿出了总计6000万元的专项补助资金，但依然有不少驿站运营方计划退出驿站的运营。

不确定性与养老服务的错位

有业内人士透露，“养老驿站提供的这些服务，看似很全面、很专业，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脱离老年人真实付费需求，并不是刚需，老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养老驿站要不是无法提供，要不就是提供的不专业或者没有价格优势，老人宁愿去其它地方”。

搭上2015年《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颁布的契机，入局养老行业的另一家养老机构创始人陈林（化名）说：“之前的疫情三年，我们的驿站基本一直处于小有亏损的状态。并且运营过程中还面临很多尴尬问题，包括机构经营跟不上政策的变化，明知养老服务存在供需错位，却无力更改等。”

陈林感触最深的便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养老驿站市场从2016年才逐渐发展起来，直到现在，养老驿站还没有完全的自我造血能力、商业模式不成熟，因此对补贴政策依赖性比较高。但可以看到，一些政策两三年一变，这对于养老从业者而言就很难去适应，最终影响机构的运营效果。

比如，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提出养老服务驿站必须重点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基本养老服务包括巡视探访、个人清洁、养老顾问、呼叫服务等4项内容。

2019-2021年，养老驿站的补贴方式为服务流量补贴，即政府部门根据养老驿站提供的服务交易量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此方式的特点是只要老人愿意在驿站购买某一项特定服务，政府就相应的给予驿站补贴，我们也能为老人提供各项灵活服务。

2022年更改成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后，考核方式发生改变，驿站只有对责任片区内已经签约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服务清单上特定的服务项目，才能拿到相应补贴。为此，我们又得重新适应新的考核方式。考核不达标，补贴收入将受到很大程度影响。

同样的，也是因为补贴方式变成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居家老人的需求和我们能提供的服务发生供需错位。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包括低保和低收入家庭的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等。失能老人身边一般都有长期照护者，他们更需要一些帮助照护者减轻体力或精神压力的服务，很多老人提出来能否把探访换成打扫卫生、洗衣等其他服务。但服务清单规定了我们服务的具体内容，驿站工作人员没办法更换，否则机构得不到相应的政策补贴。

为此，很多时候一些老人不得不预留出时间来“应付”不少于二十分钟探访。政策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提供的服务并不是老人特别想要的。他们的反馈是，每周上门探访聊天没有意义，不如有一些实际的东西。有时老人甚至不愿意给工作人员开门、拒绝服务。

此前，我们也一直跟民政部门沟通关于内容上可否做变通，比如将每月一次的理发变成老年人需要的服务等，但目前还在等待结果。实际上从政府角度而言，他们必须系统的看整体服务状况，如果每家驿站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更改服务内容、政府部门在考评、监管驿站的服务数据时就面临诸多不便，并且服务量又与运营补贴发放直接挂钩。双方的出发点、考量都能理解，但是在实际操作当中，就是两难。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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