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国家关于重视公立医院建设、促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信号密集释放。随着这些政策的逐步落地，公立医院的快速发展将成为必然。这种情况在导致医疗资源质量更加优化、配置更加合理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空间的正面挤压。再加上社会办医疗机构因疫情造成运营困难、监管趋严、经济效益严重下滑、有些人缺乏稳定的政策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叠加，导致时下有些地方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决策团队心态迷茫，信心动摇，甚至举止失措。

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决策层和管理层来说，保持定力，就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这种定力，当来自对国家改革大政方针的高度信赖

应该看到，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这一重大政策表述，已然构成了我国整个改革之顶层设计的核心和灵魂，已然成为改革方向不可逆转的定海神针。

那么从医疗领域来看呢？

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固然需要靠“有形之手”打造成公共产品，不能交给“无形之手”去操作。但更无法不正视的是，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这当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必须在优化医疗资源存量的同时，把增量这块“蛋糕”做大，做好。欲把增量“蛋糕”做大做好，就必须通过“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来共同发力。说白了，就是在增加政府对医疗领域财政投入，办好公立医院和搞好公共卫生事业的同时，大力鼓励和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事实上，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一直是坚持这样做的，且效果正日益显现。尽管疫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了这一进程，但不可能造成阻断。至于是否承认医疗市场的存在，那更是一个正视事实还是指鹿为马、掩耳盗铃的问题了。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才能不为时下的挫折所动摇，才能透过疫情造成的“一过性”困难，看到曲径通幽的光明前景。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才大可不必对有关部门的某些具体政策的出台做出超出常规的解读——厚此不意味着薄彼，有关部门要求加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并非意味着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忽视，更不意味着抛弃。总之还是用平常心视之，还是站稳脚跟，该干嘛干嘛去。

这种定力，当来自对自我价值追求的矢志不渝

自从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那种以资本的逐利性为由，反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鼓噪声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估计今后某些人也不会或因良心发现或因愚疾治愈而消停。

毋庸讳言，资本的天性当然是逐利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还有以下两点。

其一是从资本的逐利性，根本无法推导出反对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正当理由。大家都可劲“掉书袋”也没多大意思，因此这里就不必扯那些看似高深的经济学原理了，咱们就拿连时下连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也能明白的道理来说事——有些人自己掏钱也好几个人攒钱也好，开个小饭铺，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还是为满足就餐者的口腹之欲？再说现在农村那些起早贪黑通过蔬菜大棚生产反季节蔬菜的农民，到底是为了丰富城乡人民的“菜篮子”，还是让自己得到经济利益，从而提高生活质量？事实上答案很明白——大家原本都没有那么高尚，大家原本都是为了自己打算的！但前者却又为公众就餐服务提供了选择空间和便利条件，后者则通过自己的劳动丰富了城乡的蔬菜市场。其实这正是“市场之手”的神奇之处。这样说着说着，思路不就不自觉地顺到上个世纪中期引起争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那个观点上去了？要知道常识就是常识，把常识搞成高深莫测的“学问”，再把“学问”变成抽人的“鞭子”，那是那些冒牌专家擅长干的事情，你我何必去凑那个热闹？

其二是资本的逐利性并非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天然属性，关键在资本掌控人的投资动机。君不见，目前国内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医疗航母”如北京协和医院、山东齐鲁医院等等，前身不都是西方教会医院？你说当年那些创办医院的人的行为是文化侵略也好，宗教信仰也罢，慈善性质也成，恐怕都与我们当前语境下所说的“逐利”扯不上多少关系吧？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利用资本的逐利性将社会办医疗机构污名化，都是经不住推敲的。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耐心去“推”一下、“敲”一下，更多的甚至包括号称专家学者在内的各色人等，却是在集体无意识这种陋习的裹挟下，被误导而不自知。甚至连社会办医疗机构内部的某些人，也自认为“原罪”在身，且为此而心虚气短，仿佛被人捏住了头上的小辫子，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应当予以澄清的认识误区。

而社会办医疗机构的许多杰出人物，恰恰是这一点上，充分展示出了异于一般同行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谨守“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先人遗训，成竹在胸，脚踏实地，坚持与公立医院同质化管理，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简而言之，但凡能把事业搞得风生水起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尽管各有各的高招，各有各的窍门，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在，那就是将目光的聚焦点集中在对生命的悲悯和敬畏上，一以贯之地坚持对医疗机构实行正规化、规范化管理。当然，将此作为生财之道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完全成为金钱的俘虏，利用这一平台，用杀鸡取卵的方式攫取不正当利益，那么或者在前行中被“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和“胸中的道德律令”扳回正途，或者迟早铩羽而归。非此即彼，鲜有例外。

因为做医疗这块营生，事涉人之生命，人命关天，患者试错成本有时大得难以承受，毕竟不是买卖几斤韭菜几把葱的事情！所以就比做其它领域更需要情怀！对了，是情怀！

这种定力，当来自对医疗领域发展格局的前瞻性判断

日前看到一位社会办医疗机构人士写的一篇文章，其中精准概括了目前许多社会办医疗机构面临的困难，诸如运营成本增加、现金压力加大、流量平台封锁、行政监管加强、停诊随时发生、媒体贴身盯紧等。真可谓“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令人读后立马心生当年李清照那种感慨：“怎一个愁字了得”！

但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总不是办法，即使愁肠百结，困难还是一样不落地摆在那里。总之还是要把心放宽一些，撑大一些——横竖就这么回事，有什么大不了的！

尤其是古人所说的“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话，对于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决策者尤为重要。

比如如何评估公立医院的发展前景，并在此基础上就公立医院的发展对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影响做出相对清晰的判断？     

据笔者了解，因为非常清楚公立医院既是社会办医疗机构的合作者，同时又是其良性竞争者，因此许多社会办医疗机构的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判断——后疫情时代公立医院发展的逐渐提速，并不意味着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空间的必然被限制和压缩。

这是很有前瞻性的判断！在笔者看来，支撑上述判断的，起码有以下几个理由。

其一，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的医疗保健需求将井喷式释放。俗话说“手大捂不过天来”，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仅仅公立医院单打独斗是不可能胜任的。而社会办医疗机构，在这事关健康强国战略胜败的问题上，不仅仅是援军，而应该成为同公立医院并肩战斗的主力军。社会办医疗机构只要审时度势、抢抓机遇、超前布局、精心运作、坚持规范化管理，将很可能成为社会办医疗机构驶上发展快车道的难得之机遇。

其二，由于受疫情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等原因，政府对于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加上疫情等方面原因，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立医院的发展速度。如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的《2022年部门预算》宣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总计将为180.59亿元，同比增长5.97亿元。其中，卫生健康支出为96.06亿元，占比53.19%。具体到公立医院项目，拨给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以及一部分专科医院的款项均将减少，分别为51.15亿元、1.41亿元和12亿元，同比减少10.19%、23.88%和7.43%。尽管长期以来，很多公立医院基本靠自身收入保持运转，政府财政支持仅杯水车薪而已，但许多地方疫情重新爆发导致公立医院防疫费用支出增大，正常诊疗活动收入下降，所有这一切，在对公立医院快速发展形成不利因素的同时，是否客观上为社会办医疗机构补齐前者医疗服务之“短板”造成了机会呢？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对公立医院遇到的暂时性困难幸灾乐祸，而是在全局观指导下，尽最大努力满足患者的医疗保健需求。

其三，有些公立医院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弊端，很难在短期内得到完全克服。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进入攻坚战阶段后最难啃的“骨头”之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因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造成的诸多弊端，如管理体制行政化、员工正向激励机制弱化、工作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一直未能从根子上得到触动。近年来新的管理体制出台，其良性运行也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时间。总之，“大有大的难处”，“船小好调头”，社会办医疗机构和公立医院在良性竞争的环境下，在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共同目标召唤下，其中一方的“短板”往往成为另一方的强项。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总之，只有保持定力，才会产生毅力，才会积蓄耐力，才能使社会办医疗机构在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事业中铸造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