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医疗 IT 行业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兴起，至今发展已经有 20 余年，以二级/三级医院为主的大中型医院已基本完成了基础性的信息化建设，当前已开始进入以全院级临床系统和区域协同建设为主的全面信息化建设阶段。大体上，国内医疗 IT 行业可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1)HIS 阶段(1990+年~2000+年)：

　　HIS 以收费为中心，串联挂号、核价、收费、配药、住院登记等就医环节，整合医疗机构人、财、物等信息，主要作为医疗机构的财务和行政管理系统。在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 IT 技术开始在国内应用，为了满足医院的财务和基本的流程管理需求，HIS 开始推广，涌现出大批 HIS 公司。由于国内医院综合程度高，业务流程复杂，与国外极其不同，现今留存的 HIS 企业基本为国内厂商。

　　2)医技/医辅系统阶段(约2000年~约2010年)：

　　随着城镇化进程逐步加速，中小城市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大城市医院扩张的同时，采用添加设备的手段来提高周转率，这带来大量医技/医辅系统的建设需求。由于医技/医辅系统点状分布在医院各科室或应用场景，缺少顶层设计规划，各类独立软件便形成信息孤岛问题。

　　3)临床系统全面建设阶段(约2010年~至今)：

　　以 EMR 为核心的 CIS 系统以患者为中心，可全程记录诊疗行为，是全院层级信息集成的基础，是医院真正的生产系统，医技/医辅系统等均是 CIS 的子系统。经过多年建设，国内大中型医疗机构大部分已建成满足基本功能的 HIS，并在各科室或场景形成点状的医技/医辅系统。消除信息孤岛，打通全院数据，形成全院级别的临床系统，随之成为医院 IT 建设的主要任务。

　　4)区域信息化全面推进阶段(2017年~至今)：

　　区域公共医疗系统(GMIS)对区域内医疗机构、管理机构、医药器械供应商等进行整合，通过信息共享、资源协调等手段实现分级诊疗，提升医疗系统运转效率，满足医联体建设和运转需求。随着大中型医疗机构 IT 水平提升、互联网技术服务普及以及政策推动，GMIS 正在成为医疗 IT 领域的新增长点。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及技术持续进步始终贯穿于上述发展过程之中。近十余年来，其中较为重要的两个变化为，医保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使得医保资金在医疗产业中的杠杆导向作用越来越强，以及互联网技术与医疗行业的融合度越来越深，两者分别使得医保 IT 与“互联网+”医疗健康在数字医疗产业中的权重明显提升。

　　国内医疗IT大致发展阶段划分及相应特征

　　近年以来，随着区域医疗开始成为政策发力点，有条件的各类大中型厂商也开始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区域医疗 IT 市场中。此外，随着医保地位的提升，出现了以医保 IT 为主业的企业也参与其中。综合来看，国内各类企业的发展历程与医疗 IT 产业的演化阶段大体一致，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需求和技术驱动下的行业发展规律。

　　如前所述，医疗 IT 技术在获取病人信息、提升医护人员诊疗准确性、降低医疗事故发生风险、提高医院运营管理效率、改善患者就医体验等诸多方面均具有正面促进作用，所以医院出于规模扩张和盈利目的，自身便有一定的信息化投入意愿，这是数字医疗发展的重要长期动力之一。

　　而就当前的国内医疗行业而言，通过制度性建设提升整个医疗体系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合理控制医保资金支付的增幅，是最为迫切的两项任务，其中前者也是促进后者落实的重要途径之一。

　　更为直接的讲，以上两者即分别对应着分级诊疗与医保控费，这是医疗 IT 产业近、中期最为强劲的成长动力，也是电子病历应用等级评审、医联体/DRGs 试点等行业政策最为重要的出发点。

　　●分级治疗

　　国内医疗领域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是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且与需求之间的严重错配，即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或少数头部医疗机构，并且数量相对较少的大中型医院往往人满为患、负荷过重，而数量众多的小型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机构却门庭冷落、资源闲置，两者形成鲜明对比。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自 2015 年起开始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工作。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疾病的治疗，逐步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医疗过程。简单概括，即基层首诊(鼓励常见病、多发病患者首先到基层医卫机构就诊)、双向转诊(畅通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不同级别和类别医疗机构之间有序转诊)、急慢分治(度过急性期患者从三级医院转出，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急慢病诊疗服务功能)、上下联动(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分级诊疗制度落实的机制载体即是医联体。医联体聚焦区域医疗资源的协同和共享，涵盖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跨区域专科联盟、边远贫困地区远程医疗协作网四种形式，其中前两者为主要的运作模式。

　　在医联体之中，不同等级、类别之间的医疗机构之间需要交互信息、相互协作，其中也涉及监管部门、医保经办方、医药流通企业等;医联体内可通过设立区域影像中心、区域检验中心、区域后勤服务中心等集中提供服务，以提升服务质量及体系运作效率。在上述过程中，为实现预约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功能，IT/互联网技术必不可少;更为根本的，准确的患者信息始终是医联体运作的基础，故而医院内部的信息化水平也必须达到相应水平。

　　● 医保控费

　　未富先老是中国必须应对的长期问题之一。以世行可比数据衡量，中国 2018 年人均 GDP 为 9770美元，全球排名仅 68 位，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仍与美日英德等发达经济体相差甚远。

　　不过，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增长，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同时劳动力人口总量增长几近停滞。无论以何标准来看，中国均早已于数年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对于医疗行业，未富先老的现状意味深远。一方面，老年人更易生病，人口老龄化将释放出更多的医疗护理需求;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占比上升，劳动人口占比下降，经济增速结构性下行，将需要挤占更多的收入和资源来支持医疗事业运行。反映到医保基金上，这意味着更少的收入来源，更高的支出压力，收支趋势的鲜明对比使得医保控费迫在眉睫，必须提前提上日程。

　　其次，由于医疗行业自身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医生、医院、医保支付方等之间也存在极其复杂的利益纠葛，医院、医生、病人基于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过度医疗、套取更多医保资金的倾向，甚至是通过不法手段骗保。如进一步考虑更为广泛又难以明确界定的过度医疗行为，运用不合理的医保资金规模理应更高。

　　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来看，2018 年支出增速明显高于收入增速，结合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背景，趋势上难以乐观，1.3 倍的“累计结存/当年支出”作为缓冲，长期来看还是隐含了较大风险。而且，与职工医保不同，居民医保收入中约 70%来自政府补贴，实际上对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整体上，医保支出的增长趋势很难在短期改变，医保基金运营应已进入风险期，形势难言乐观。参照清华大学医疗服务治理中心在 2016 年的预测，如不加以控制，国内基本医保基金缺口将出现在 2024 年。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医保控费已成为国家医卫政策的核心落脚点之一。

　　实际上，如药品的一致性评价、4+7 带量采购等重磅政策均与控制医保支出增长紧密相关。医保控费体现到信息化上，最为直接的是采用智能化的专业系统，基于诊疗路径、规则库、专家知识库等的匹配，批量、及时的审核医保单据，对医疗行为及相应支出的适当性进行审核和控制，这相比简单粗暴的行政化控费(如总额预付制)手段更为合理。

　　本质上，正在推广的 DRGs 以及大数据监管，即是采用更为精细和灵活的规则进行控费，是医保控费最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样，为了落实智能化的医保控费，医院内部的信息化依然是基石，区域医疗信息化协同可在体系层面提升有限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应被视为是医保控费的重要手段。

　　尽管国内医疗机构已普遍打下信息化基础，开始逐步进入全面信息化建设阶段，但相应的信息化水平整体仍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以医院最为核心的生产系统 EMR 衡量，2016 年 3600 余家医院参与评估，1127 家三级医院平均等级 2.11，2459 家二级医院为 0.83;2018 年约 6000 家医院参与评估，1695 家三级医院平均等级 2.81，4329 家二级医院为 1.35。相比而言，参评医院数量与EMR的应用等级均有提升，不过若与医疗信息化水平较为发达的美国(多数医院大致为 HIMSS 标准 5-6 级)相比，差距仍然显。

　　另一角度看，最新 EMR 应用等级评级结果显示，全国达到 5 级及以上高等级 EMR 应用水平医院数量共 86 家，相比于全国过万家二级及以上医院仅为零头。

　　定性角度来说，当前国内多数医院内部各科室的 IT 系统之间处于数据未完全打通的状态，广泛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质量低、一致性差等问题，难以支持及时、准确的数据交换，即使对医院内部来说，也难以满足高要求的复杂应用。

　　延伸来说，由于医院内部系统仍未理顺，则更难以有效支撑区域医疗、DRGs 等对信息交互、互操作性等要求更为苛刻的高级应用。综合来看，当前国内较低的医疗信息化水平意味着数字医疗的发展空间广阔，成长潜力仍远未释放。

　　近年国内医疗IT建设可能的发展主线

　　宏观角度观察，多年以来中国卫生总费用始终保持着 10%以上的同比增速，显著高于 GDP 增速及诊疗人次的年增幅，表明国内医疗卫生投入的相对强度持续加大，除规模扩张外，提升诊疗效率和医疗水平也是重要目标。随着“互联网+”向医疗领域渗透加深，涵盖远程诊疗、信息咨询、药品流通、移动支付等内容在内的互联网医疗市场正在快速增长，成为医疗行业的新增长点。以上因素持续衍生相应的 IT 建设和运营需求，是带动医疗 IT 产业增长的需求源泉。

　　远期看，国内医疗 IT 产业成长空间依然十分充裕。2018 年，中国医卫总费用为 GDP 的 6.4%，在BRICS 五国中高于俄罗斯、印度，但低于巴西与南非，而如德、法、英、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医疗卫生支出普遍在其 GDP 的 10%左右，美国更是高达 GDP 的约 17%。基于上述比较，中国医卫支出的相对份额至少应有 2-3 pct 的上升空间，信息化支出也可随之提升。

　　医院支出角度看，CHIMA 调查结果显示，近年医院信息化投入的预算占比均值提升明显，至 2018 年达到 1.13%，但相比发达经济体约 3%-5%的医院预算投入比重，仍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即使达到 2%-3%的目标值也有翻倍的空间。综合上述分析，即使不考虑国民收入的增长，中国医疗 IT 市场的远期规模也至少具有增至当前约 2~3 倍的潜力。如考虑未来 IT 在医疗中的作用大幅提升，IT 企业在数字医疗第二至第四阶段(网络化、智能化，直至商业模式变革)对业务运营深度介入，市场空间则更为可观。

　　目前，国内医疗 IT 产业中企业数量众多，市场格局仍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由于中国特殊的医疗体制(单体医院规模大、综合性强，信息化需求的标准化程度低)与市场规模(中国人口多、机构数量高，叠加医疗 IT 产业本身的客户粘性与区域性，厂商共存的空间大)，中国医疗 IT 市场应难以达到高集中度，但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我们预计，集中度提升的行业红利将在近年加速释放，这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竞争格局将相对改善，尤其利好领先的大中型厂商，理由主要如下：

　　1)国内医疗信息化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医院内部以 EMR 为核心的 CIS 建设涉及到各科室及流程的对接整合，高等级应用还需搭建集成平台、CDR 等，为全院级别的系统建设，对供应商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在 GMIS 领域，平台级协同系统对供应商的技术能力具有一定的要求。相比以往，技术能力更为全面的大中型厂商更占优势。

　　2)无论在医疗机构内部还是医疗机构之间，更复杂的院内应用、区域医疗、DRGs 等对系统信息交互和互操作性均提出高于以往的要求。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医疗 IT 业界形成一致性相对更高的产品标准，以便于不同厂家或不同类型的系统对接，且政策层面也可能做出引导或推行强制标准。行业标准的建立或完善意味着产品化程度提升，有利于领先的大中型厂商实施扩张。

　　3)前沿的新兴技术正逐步向医疗 IT 应用中渗透，成为新需求。云架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与医疗 IT 系统的融合，要求供应商加大研发投入，且其本身的实现难度也高于传统软件技术。领先的大中型厂商技术实力更强，且可用于研发的财力更为充裕。

　　4)从客户角度考虑，升级后的信息化系统综合性更强，与医疗流程的结合更为缜密，技术架构与流程更为复杂，对运维的要求显著提升，且替换成本高，大中型供应商的服务能力更为稳定，企业存续的可能性更高，更容易受到客户青睐。更长远看，未来 IT 技术在医疗活动中的作用大幅提升，作为医疗机构的运营伙伴，大中型厂商也更为适合。

　　此外，由于 HIS/CIS 等医疗 IT 系统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大健康产业商业机会的增加，互联网势力、商保机构等正在以直接开展业务、投资、战略合作等形式，尝试介入传统医疗 IT 领域，其未来介入的广度、深度值得跟踪观察，不排除远期影响行业格局的可能。

　　来源：腾讯网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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