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最后一天，医药还沉浸在二级市场连绵不绝的阴跌当中，正大天晴母公司，中国生物制药（下文称中生）一则公告给整个行业带来一丝曙光：今年上半年，中国生物制药归属于母公司持有者盈利84.8亿元，同比增加583.6%，而其中，参股公司就贡献了75.85亿元。  

去年同期的财报中，这一项是负4个亿，19年也只有7百万，而中国生物制药最近的一笔大规模投资是，2020年12月，花了5.15亿美元拿到科兴中维15.03%的股权，业内纷纷反推，做灭活新冠疫苗的科兴，今年上半年疫苗净利润可能超过500亿。

500亿元的净利润是什么概念？它占了2020年整个中国医药GDP的2.5%，是恒瑞医药过去十年利润总和，几乎能直接买下一个华东医药、两个华润三九。一家Biotech可能要数十年才能有的利润规模，科兴中维只用了6个月。

如果不是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必须要公布财报，科兴的收入将不为人所知。

其实，除了科兴，同样吃到这波先发优势的还有国药集团，作为唯二两款被WHO认证过、来自中国的新冠疫苗，并且同样是灭活路线，国药的利润规模不输科兴。只是关于新冠疫苗的利润情况，很少有相关信息披露出来。

这次，要不是中生药业的年报披露，新冠疫苗的利润情况，或许还要隐藏一段时间。

科兴和国药这些起大早、又赶上早集的新冠疫苗生产企业，看起来无比幸运，每一步都踏在了点上。它们让后来者、现在扎堆研发新冠疫苗的20余家企业垂涎无比。

国药和中国生物的“强强联合”取得的成功，尚在意料之中。但为什么是科兴？一家成立以来只专注“灭活”技术的民企，为什么接住了这场不可复制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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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3日，庚子年除夕前一天，武汉封城。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3天前，1月20日，北京市一个会议室里，科兴中维的技术骨干们聚集在此，决定研发新冠疫苗。

在2020年1月20日当天，科兴中维负责研发的副总带着新冠病毒毒株坐火车回来，晚上8点进实验室进行纯化等工作，第二天凌晨4点多就出了样本。

8天后，2020年3月份，科兴中维开始了动物试验，4月中旬开始一期临床试验。差不多前后脚的时间，中国疫苗企业正按照5种技术路线开展新冠疫苗的紧急研制。

2020年，3月15日，康希诺生物与军科院陈薇团队合作研发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获批开展一期临床试验；4月12日，国药中生武生所的新冠灭活疫苗获得一期临床试验许可；6月19日，智飞生物与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进行一期临床试验。

科兴中维的疫苗并非第一个开始临床试验的新冠灭活疫苗，它后来居上，与其曾经研发SARS疫苗和甲流疫苗积累的经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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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疫苗产业化，基本都离不开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

所谓六大所，即北京、成都、长春、武汉、兰州以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统筹协调下建起的各地方级疫苗研究机构，一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疾控的主要力量之一。

改革开放后，卫生部将六大所统一整合，改名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叫的“国药中生集团”的前身。

七大所内人才，在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活力之下，纷纷向外开枝散叶。比如华兰生物董事长安康，出身于兰州所；智飞董事长蒋仁生虽出自广西防疫系统，但第一桶金是代理兰州所的AC脑炎多糖疫苗所得；沃森董事长李云春，是昆明所的老员工；康华生物董事长虽然是“皮鞋大王”王振涛，但核心技术人员蔡勇出自于成都所。

相比于这些根正苗红的民营疫苗公司，科兴董事长尹卫东是为数不多出身于草莽的疫苗企业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以流行病医生身份，从事甲肝的防治研究；1985年分离出第一株甲肝病毒，这些经历为科兴日后的灭活病毒研发埋下了伏笔。

1992年，尹卫东在河北唐山下海创业，目标是甲肝疫苗，但疫苗研发是个烧钱的活，直到2001年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入局，尹卫东才把甲肝疫苗批量生产了出来，打破了四大疫苗巨头（指默沙东、GSK、赛诺菲巴斯德和辉瑞）在国内的垄断。直到如今，科兴都是国内甲肝疫苗的领头人。

在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科兴也是最早SARS疫苗研发的企业之一。

彼时是科技部、卫生部以及国家食药监局（今市场监督管理局）三部委联合科兴，一起主导的疫苗开发工作，在2004年5月开启的临床实验，10月份正式落地。

不过，随着2004年年底最后一位SARS患者宣告出院，非典在中国基本宣告结束。疫苗出来了，病人却没有了——科兴的这次SARS疫苗研发，成了别人眼里的“赔本生意“。

此后，2009年H1N1流感和2013年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相继在国内出现，科兴拿到分离毒株，做灭活疫苗，推进三期临床。后来的结果如大家所料：这两次流感同样很快消失，于是，SARS疫苗的剧情，原封不动的继续上演。

科兴没赚到钱，但赚到了应对突发疫情的经验。在短期内研制流行病疫苗，内部该如何分工、外部如何协作、该跟什么研究机构合作、该怎样获得政府支持等……这些经验全部在十年后派上了用场。

科兴真正的转折点在于EV71（手足口病疫苗）的落地。这个项目在09年正式提上日程，2011年完成的一期、二期临床，2013年做完三期，16年正式获批。据安信证券测算，2017年EV71贡献利润接近1.5个亿，基本上是科兴的核心收入来源。

这使得科兴这家公司的正常运营，并有资金继续研发后续的几款疫苗，包括肺炎、腮腺炎、流感，以及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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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科兴，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科兴和未名集团潘爱华的纷争。

潘爱华作为尹卫东的伯乐，在科兴最黑暗的日子提供了资金支持，并且“北大未名集团”这个来自权威机构的背书，也给了当初初出茅庐的科兴很大帮助。

后来，科兴赴美上市，当私有化回归时，二者对回归后科兴的归属各不相让。矛盾最后愈演愈烈，甚至出现2018年4月份，潘爱华带着一行人，去科兴的办公室抢公章的戏码。

在科兴进入新冠疫苗时，矛盾仍未解决，尹卫东把这个项目单独装进了另一个子公司科兴中维，来承接这块新蛋糕的开发。

但做新冠疫苗，要研发、要量产，还是需要大举投入。北京市政府能提供厂房，资金依然是巨大的缺口，科兴还是需要资金去做高投入的生物创新药的研发。

事实上，彼时国内的疫苗研发融资情况都不乐观。

一方面，刚刚经历了“长春长生”事件的疫苗行业，监管一下子收严，2019年号称“史上最严”的《疫苗管理法》出台，更是给疫苗行业设立了极高的进入门槛，经历过一轮供给侧改革洗礼，愿意参与进来的产业和资本玩家本就不多。要不是智飞的HPV和沃森的13价肺炎疫苗砸出点水花，这两年几乎没有投资人碰疫苗领域。

其次，疫苗往往跟生物安全挂钩，特别是灭活疫苗，生产过程涉及到高危的P3实验室，作为产业投资的重要力量之一，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是太愿意碰这种有“生化危机”风险的项目。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大城市都很少有疫苗生产基地。

科兴研发新冠疫苗，需要先从境外母公司借940万美金，北京外汇管理部门半天就审批了外债申请——常规下这个流程是一周。也是在这个时刻，中国生物制药，也就是正大天晴母公司，入股科兴，也是唯一一家在那个时候有魄力增资科兴中维的上市公司。

因此，当中国生物制药公布亮眼财报时，一些制药界、投资领域的人表示，当时中国生物制药在不知道新冠疫苗是否能成功的情况下就投，有眼光、有胆量。

幸运的是，过去的经验派上了用场，经过SARS、甲流、禽流感等等疫苗的研发后，尹卫东对于这种突发的公卫事件时疫苗的研发胸有成竹，他知道如何去协调资源、推动进度；二来，国家对新这场新冠疫情也足够重视，作为抗疫主力军，国家相关部门也帮了科兴很多忙。

比如，过去对于疫苗生产，一条生产线获批可能要几年时间，而科兴的新冠疫苗生产线，最快一两个月就能通过审批。其次，临床的申请和紧急获批上市，过去都是几年一款疫苗，如今半年就落地，速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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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科兴的SARS疫苗和禽流感疫苗，都遭遇了研发出产品但市场却消失的尴尬。这一次，不管是科兴还是国药中生，在商业化尤其是出口领域，在疫情、政治环境等诸多复杂因素中惊险胜出。

科兴中维和国药中生今年上半年的辉煌与大量的出口有关。2021年1月至7月，国内人用疫苗出口货值合计4838亿元， 是2020年全年出口的30多倍！

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际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5亿剂的疫苗和原液，这相当于全球新冠疫苗总产量的六分之一。截至2021年5月，中国疫苗出口量是欧洲疫苗出口量的227%，是美国疫苗出口量的84倍。

“市场可能在哪里就在哪里做临床”，很可能是科兴预先考虑的“打法”。2020年7月20日，科兴中维在巴西圣保罗州的三期临床试验，当时巴西圣保罗州州长多利亚与巴西时任总统对新冠疫苗的政见不一，而这位想要竞选总统的州长对中国疫苗的态度很欢迎。

当时，巴西逾8万人死于新冠病毒，官方登记的感染人数超过210万。由于感染人数和传染率都居高不下，使巴西成了开展新冠疫苗研究的最佳选择，来自5个州和巴西利亚联邦区的医务人员报名参加本次疫苗试验，接种工作从圣保罗开始，其他地区的11个研究中心下个星期逐步加入。

巴西药监局是国际公认的专业、严格的药品管理机构，它的药事管理系统参照美国FDA、欧盟、ICH和WHO等国际最规范严格的药品管理体系制定，一般而言，产品如通过巴西药监局的审批，在国际上就有了一定公信力。

如果没有疫情，疫苗的临床试验在巴西的进展应该更快一些，在比常规时间延长几个月的情况下，科兴最终通过巴西药监局的“紧急获批”。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当时巴西大规模的新冠三期临床，受试组主要放在了奋战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相比于普通人他们的感染率其实更高，这影响了科兴在巴西的新冠疫苗保护数据。

科兴和国药中生最幸运的是，它们生产的新冠灭活疫苗，在2021年上半年被世界卫生组织（WHO）由列入WHO紧急使用清单（EUL）。WHO对中国疫苗的批准，也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当时被当地政府批准紧急使用的疫苗，除了中国的这两款疫苗，还有美国的两款mRNA疫苗，美国疫苗的产能有限，供应本国和欧洲本就供不应求。此外，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WHO矛盾不断，甚至在7月6日，矛盾激化，美国退出WHO。

新冠疫情依旧蔓延，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急需大量疫苗。此前，WHO寄予厚望的印度，在疫苗研发上却掉了链子。中国的两款新冠疫苗，解了WHO的燃眉之急，WHO最终对新冠疫苗的需求，落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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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冠疫苗这条赛道挤进了多个后来者，目前，国内有近20家企业涉入。

除了复星医药的mRNA疫苗在等待获批外，还有两家mRNA疫苗在进行三期和一期临床试验。此前没有疫苗生产经验的老牌传统药企，也加入了进行临床试验的进程中。

两三年前，当资本纷纷涌入创新药领域时，疫苗领域是资本不愿入局的荒芜之地，而如今，一旦沾上“新冠疫苗”的概念，企业估值和融资立马就能上去。

但如今研发的成本是否可控？商业化的市场是否还在？

如今，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费用也水涨船高，以前对方政府组织，药监机构牵头，患者招募并且受试成本极低，“如今做一个样本临床至少3000美金，在海外做完三期临床试验的花费大约是10亿人民币”。一位疫苗企业的人士介绍。

此外，海外市场也面临极大变数。

8月23日，美国FDA首次全面批准了辉瑞的新冠疫苗，这是全世界被第一个正式批准的新冠疫苗。这条信息如同水滴入海，被很多人忽视，但对于全球新冠疫苗赛道的下半场而言，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此前，包括辉瑞在内的新冠疫苗都是“紧急使用”状态，而“紧急获批”状态下，只能由政府牵头购买。

也就是说，科兴和国药中兴的新冠疫苗在海外大卖，不是走的代理商途径，而是各国政府。科兴中维和国药中生目前都是在EUA（紧急使用授权）模式下进出口。而在大流行时期，各国的疫苗进出口都是由政府组织，在疫苗获得各国批准使用后，通过商业协议给各国提供疫苗。

而FDA完全批准辉瑞的疫苗，也就是说辉瑞可以通过以前出口疫苗的“正常方式”，在每个国家申请进口注册，取得后就可通过当地代理商进口，然后销售。当地政府和医院也可以直接和代理商采购。

在疫情期间，疫苗供应量减少时，很多国家会通过WHO联盟采购。目前，只有科兴中维和国药两款疫苗在WHO的采购名单内。如今，全球有逾百在研新冠疫苗，后续要进入WHO的紧急使用清单并不容易，地缘政治瞬息万变，科兴中维和国药中生的成功难以复制。

现在新冠疫苗在海外的获批，只能走正式注册，而一旦涉及到正式注册，那基本又需要新冠前数年批一款苗的情景，这其中不说别的成本，光时间成本就无法衡量。

因此，科兴其实是抢到了最核心的先发优势，而这种先发优势，错过了便不会再有，这也是科兴的500亿无法复制的重要原因。

疫情总会结束，500亿也会成为过去。

在过去近三十年，老老实实做疫苗，走灭活路线，被人认为过于保守的科兴，最终接住了这场险象环生的幸运。但后入局的这些企业，将会是何种命运？   

责任编辑：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