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热门话题从王忠民理事长谈体检说起。他认为现在体检是血红色的，前面各位分享了医药科技进步，健康管理正在进入白色服务和绿色管理。王忠民先生的总结是，人的寿命在延长、科技进步在快速发展，金融体制机制尚未跟上来，我们责任大、任务艰巨！在低收益时代，在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升级，需要锁定一个事实，圈定运动500年，人们疯狂的向土地红利要，如今靠土地暴利狂跑的经济时代结束了。如何创新金融功能，支持经济转型、积累社会财富，特别是管理养老基金？这对资产配置就提出很高要求。有请赵文耀博士。

赵文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感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分享的题目是《养老基金与ESG投资挑战》，养老基金如何管理和制定养老基金的投资策略是很重要的话题，养老基金在海外是重要的参与者，主要有三个支撑点，养老基金是海外ESG投资的重要载体，根据统计数据来看，2023年已经签约PRI机构超过500家，国内有140家签署PRI，2020年有一个统计数据说到，海外有580家基金签约了PRI，包括日本、丹麦、加拿大、美国等。从统计数据来看，有89%的养老机构表示将会在投资过程中纳入ESG。

养老基金的ESG投资理念被广泛接纳，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要求养老基金必须考虑ESG因素。在ESG投资生态圈，养老基金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分工过程中，国际机构负责提出ESG的投资理念和投资标准，监管机构负责规范企业ESG规则，第三方机构一般提供企业的ESG研究和评级。从结构来看，ESG投资咨询自上而下的路径，养老基金可以对下游的机构产生了实际的影响，所以ESG在养老基金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全球的资管机构来看，ESG投资策略分为三大类，从各个策略使用的规模来看，基金直接参与企业治理，行使股东权益这种策略被应用得最广泛，全国各地ESG投资策略选择有所不同，总体来看，ESG整合策略和企业治理、行使股东权益的策略是主流的。

日本政府养老基金是全球最大的养老基金，要求将ESG因素纳入整个投资的全流程，在每年投资报告中都会重点披露，截至2023年日本已经投资9个ESG指数。

挪威采用主题筛选策略，他们的农业财政部对养老基金也有要求，必须要进行专门的管理投资，他们强制要求企业有25%的业务来自ESG相关的业务。进行ESG投资是否可以给养老基金带来较好的收益？这里有一个评价体系，用TSR得分，这代表了基金和ESG的表现。

我国开始鼓励养老基金进行ESG投资，目前还处于初期，处在鼓励在海外市场进行试点的阶段，还没有在国内进行实践。我国养老基金投资ESG还受到以下两个问题的影响，一个是ESG投资在我国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监管对企业披露ESG信息的政策是自愿性披露，披露的信息标准也不统一，可比性较差。二是养老基金的问题，我国养老基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和全国社保基金，这三块每一部分可进行ESG投资需要长期性和收益延缓性，它对社会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所以将ESG应用到哪个部分还存在正义，目前企业年金进行ESG投资可能容易一些。

国内ESG投资获得较大收益也存在一定的基础，ESG评价较好的企业，可以获得投资人、分析师和媒体的关注，他们在绿色创新等发展时遇到挫折时，不至于对股价造成过度波动，由于我国绿色信贷政策调整，比较鼓励绿色信贷，还有国外的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绿色和ESG这类企业，他能够接受的机构类型较多，所以ESG可以提升企业市值。

从负面影响来看，ESG风险事件也会导致企业市值短期内出现波动情况，但是这种影响只是短期影响，长期为回到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的情况，这为我国养老基金实施ESG负面剔除策略提供支持。我们进行了投资策略测试，发现ESG因素是有作用的，在负面剔除的策略收益更好。谢谢！

杨燕绥：赵博士的分享是深刻的。投资ESG就是要把环境、社会发展、经济类型综合考虑进去，而且是绿色的。我们需要具有复合型知识的领导人才和专业队伍来做金融。现在金融教育只知道在股市上看报告和计算收益率，显然不够用。可见我们的研究需要研判未来，支持政府出政策，告知未来在哪里？引导教育改革，让家长们和孩子们做教育规划、就业规划时减少盲目性。不再出现30岁大学生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

把热点问题给到第二个嘉宾，有请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龚书豪。

龚书豪：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很荣幸在这里分享关于我国养老产业拐点的研判，对于选题背景和研究设计，因为时间关系不再这里赘述，我主要展示核心结论和观点。

本文收集和阅读大量文本材料，从而得到养老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共性特征，表一展示四个国家养老产业拐点出现的时间，基本上都在上个世纪，随后展示了结论支撑材料，我们发现养老产业拐点出现第一个关键因素是三支柱养老企业改革，德日美三国在拐点之后对养老金体系进行改革，重心由第一支柱向二、三支柱转移纂，第二个关键因素是长护险机制实施，第三个关键因素是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及顶层设计，法国、德国、美国通过颁发相关法案，推动医疗、护理等领域发展，完善养老服务基础设施。第四个关键因素是代际转换背后的养老产业增量机会，日本、德国二战后出现较大程度的婴儿潮，新增人口在世纪之交成为养老服务需求增量的最大来源。

我们对日本养老产业进行分析，日本近六年老龄化速度加快，医疗卫生水平上升，特别是养老设施建设，养老病床利用率保持在很高的水平。本文参考日本的相关指标，按照如下规则选取9个中国的指标，表8有9个指标的表述性结果，我们分别运用不同的预测方法，这一页展示了课题组对于9个指标的预测结果，从表10可以看到2026年后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00年的日本，我国医疗卫生支持程度与养老金提供的支付能力都将满足养老产业拐点出现的条件，2026-2030年会成为我国养老产业出现的可能窗口期。

但是要注意两点，一个是我国人均卫生支出与人口占比短期内难以打倒日本当时的水平，第二是我国养老产业床位利用率过低，说明当前“十四五”养老产业中对养老产业的目标更低，政府要制定更标准的养老床位利用标准。

在养老金体系方面，我国已经确定了三支柱养老金体系，长护险机制已经覆盖49个城市，我国出现的婴儿潮将陆续退休，可能会出现集中性的养老需求爆发。

因此最后我们提出四个建议，进一步构建完善和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加快长护险全面落地进程；加大医疗社会保障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养老设施的覆盖率和利用率。

杨燕绥：为龚书豪点赞！在巴老师指导下和团队合作中，一个研究生走出如此研究令人欣慰。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西方的拐点就是我们的发力点，这里讲了三点。一点取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需求；另一点取决于人均收入、卫生投入的增长，这是供给；第三点很重要，即国家的公共选择。在人口结构相同或者人均GDP、卫生投入相同情况下，如果有更好的公共选择和社会治理，其效果更好。这个研究很有价值。

下面请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教授张丹教授谈谈，如何面对2033年的阿尔兹海默症高发的挑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张丹：受“63婴儿潮”影响，今年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约为1000万人，还有相当于一部分农村地区没有确诊。我们团队预测到2033年这个数据将达到4000万人。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提出的策略是通过早确诊、早干预，降低发病率、提高自理生活率。同时构建“家庭病床-社区驿站-照护机构-医疗机构”四维一体的连续照护体系。一是依靠人工智能建设家庭病床和病案，承认家庭成员照护劳动的社会价值，规范家庭就业和发展家庭照护职业队伍，包括长期护理保险支付；二是社区驿站提供日间照护和维护认知功能的康复环境；三是发展各类照护机构，满足重症和家庭无人照护的问题；四是医疗机构提供诊治服务、循证研究。

早期的预防和发现可以为疾病做很好的控制，我们希望早期看到老人，它基本上发现在老人前期，假如老人可能比较语言错乱或者健忘，现在有很多甄别的工具，这种可以早一点带他去医院做脑脊液的检查和CT的检查。目前技术也在进步，包括生活行为方式的干预可以延缓这个进程，包括早期如果筛查做预防，今天很多企业都在讲AI大数据等等这些技术也希望通过早期的筛查，可以早期预防和关注，这样重症率和老年人的自理能力都会得到改善。还有社工、志愿者、个案管理师等等，这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方位整合机构和服务整合。还有长护险，这个险种大力保底，也会为这类患者做很好的服务，我们提出的策略是两大方面，这个问题将来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希望我们从政策、学术、制度、机构层面有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当中，大家共同把这类风险杜绝在实际范围内，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杨燕绥：谢谢张丹张丹副教授，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能够有早期干预，这个干预主要是认知，特别需要人工智能，留在他头脑里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东西，如果能用人工智能整理出来，反复放的时候，对他保留自己的认知是很好的，如果有很好的早期干预，44%的人能维持自理生活，比如说大小便、吃饭，这样就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降低照顾负担。这里有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家庭病床建设和病案管理、规范家庭就业、构建思维一体的照护体系等。特别是需要卫健部门完善纵向的的医护体系，送医护服务到老年人身边（即家庭和社区）；完善民政部门主管的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设施，实现医养结合。国家治理能力体现在医护康养一体化的体系建设和运营，而不仅是建设机构。

下面把话题转向养老金，我们国家与时俱进的建设了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三支柱养老金体系。为了提高总养老金替代率和制度公平性与可持续性，我还需要做什么？有请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路锦非教授谈谈。

路锦非：这个论坛是不同年龄、不同层次，还有业界、产业界的朋友们共同解决老龄化背景下的大战略，这可以体现出银色经济的内涵，银色经济不仅是老年人经济，涉及所有人。本论坛的特点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这个事业才有持续的推动力。

我们感受到养老金变迁的动力。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社会平均工资替代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77%，降至2022年的41%。这种切身感受背后的动力在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必然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世界银行提出“研究三支柱”及其后来的“五个层次”的政策建议开始，调结构和增加制度柔性以适应人口老龄化和互联网带来的新常态，即成为全球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主流。

1997年，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作为国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而建立且不断完善，体现国企文化的制度刚性是不可避免的。包括大量国企职业工龄转化的视同缴费的大量空账、高费率、机构身份、户籍要求等。以前这类固化的制度模式是可以的，所有的人都生活和工作在某个省某个市，但是今天中国有3.7亿流动人口，有超过一半的人都需要灵活、机动的制度，有1.25亿跨省流动人口，现在都是以省级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中国现在面临制度的固化，还面临覆盖的不平衡，甚至制度之间的不公平也存在，所以中国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增加制度柔性。

首先是体制柔性。不仅构建，更要不断完善三个支柱的养老金制度。克服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刚性，增加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覆盖率，实现三个制度之间的衔接，这是柔性制度改造的深化部分。

第二是机制柔性，主要指如何领取养老金的制度安排。不再捆绑退休和领取养老金，并在60岁一刀切。《百岁人生》一书对“老”字有新界定，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机制性调整，引导人们愿意并可以增加就业，将够领养老金年限降至15年左右。在建立百岁人生计划的同时，也认真考虑一下男性71岁、女性73岁才能领取养老金的问题。目前中国女性50岁、男性60岁，如此面对如此大的差距？退领分开的柔性机制是必由之路。当然，技术支持和社会对话是必须的。构建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的目的是通过三个资源和三种机制增加养老金积累，提高养老金总和替代率。

杨燕绥：谢谢路锦非教授，日本20年前就开始改革养老金领取方式。家族企业很有人情味，可以选择一周工作四天领20%的养老金，一周工作三天就领40%养老金，一周工作两天就领60%养老金，养老金和退出企业分五个阶段实现，值得我们借鉴。我国企业养老保险费率16%，是全球最高的，意大利除外。职工费率8%并不高。国企欠账应当主要由国企自己还。我们希望对民营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夯实费基、降低费率，鼓励他们就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同时参加企业年金或个人养老金计划。

最后一个热门话题涉及普惠型养老服务如何融资和建设的问题。本论坛在巴老师指导下，已在剖析金融创新问题，发挥金融的资产配置功能，伴随企业发展。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中国养老服务供给的三类产品，第一类是兜底型养老院服务，我们从1949年就搞起来了；第三种类型个性化服务，泰康集团把年金保单与养老服务“约在一起”，打造了闭环运作模式。中间普惠型服务涉及大众，怎么办？这个问题留给秦晨博士后。

秦晨：普惠型养老服务筹资模式是一个关键议题。普惠型养老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一起融资和生产，打造规范的PPP工作模式。普惠型养老服务筹资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对服务成本进行补贴，不能简单延续补人头、补床位的简单做法。

我们将机构照护建设和运营成本细化为“地租、房租、服务、生活”四大类。将需方分为三无、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和高净值五类人群。政府根据需方支付能力进行补贴，具体政策如下：

一是政府出资四大成本，提供兜底型服务。二是酌情提供土地、房产和现金补贴，支持普惠型养老服务，打造养老服务PPP的工作模式和法律法规。一要区分划拨土地、福利用地和市场议价用地。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土地是公有的，政府可以在地租层面进行补贴，即地租补贴，这是中国建设养老服务体系的最大优势，也是改变未富先老局面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二要针对中收入人口，提供房产设施补贴，即房租补贴。三要针对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补贴，包括参保扶贫资金。三是支持个性化、市场化服务。

综上所述，以中国机构照护服务机构为例的供给5-4模型。目标是基于买方市场，通过针对不同购买人群的补贴，打造普惠型养老服务产品，制定大多数老年人能够用支付的价格。

杨燕绥：谢谢秦晨博士对5-4模型的解读。在有限的条件下，机构照护做得多一点，家庭负担就少一点。我们国家孩子少，需要大力发展扎堆养老和发展照护机构，特病需要家庭和社区结合的阿尔茨海默患者照护体系。因此，需要认识医养服务是个买方市场，需要更具需求和支付能力制定价格，界定融资责任和主体，打造普惠养老服务的PPP工作模式。三五人群和高净值人口除外。

建议各类养老服务投资者和经营者首先明确服务对象的定位，再与政府讨论补贴问题和定价问题。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出资重资产，补地租、房租，保险和个人支付服务费用，社会企业提供轻资产经营，努力做到收支平衡，有盈余、无利润。针对中收入人群，政府出资部分重资产，补地租和部分房租，保险和个人支付服务费用，企业提供轻资产经营，争取实现1%利润率。针对高收入人群，无须政府出资，保险和个人支付服务费用，企业微利经营实现2%利润率。PPP是一种公私合作机制和运营平台，一要界定产权和责任；二要界定出资责任和收益率；三要界定风险分担责任和处理机制；由此建立约束双方的信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