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白衣女子在医院怒斥号贩子、医院和保安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因为事情触到了受众的神经“痛点”，更因为此后更多医院的挂号乱象陆续被曝光，于是便很快发酵为舆论界热议的话题。尽管随着新的新闻事件的产生特别是两会的召开，此事正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各色人等在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中出现的误区，却需得到应有的澄清。

　　第一，“号贩子”问题本身是小问题而不是大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位白衣女子“怒斥”的锋芒所指，是就医过程中的医疗秩序问题。 不妨具体分析一下，那个白衣女子为什么挂不上号?答曰：是号贩子倒腾给别人了。不仅如此，号贩子在操作专家号中还涉嫌与医院保安互相勾结。而专家号的流向呢?则是同样迫切需要得到诊治的其他患者。至于从患者病情角度来说，两者之间到底哪一方应得到优先诊治，是非医务人员难以准确判断的另一个问题。换言之，就如同在各类明星演唱会和体育比赛中总有些票贩子通过倒票赚取差价一样，问题的实质首先在于专家号的稀缺，其次是其价格制定与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只要存在资源稀缺和价格管制，在供需双方无自由议价权和无法实行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借机牟利的行为，不论将这部分人称作中介也好黑中介也好黄牛党也好或计划经济时期的“投机倒把者”也好，都无法改变问题的性质。在评论这一事件中，有论者认为300元的号被号贩子炒到4500元，是通过“议价过程”体现了“市场定价”，窃以为这种观点大谬不然——市场价格只有在充分、公正而又透明的市场竞争中才能产生，而不是靠号贩子秘密接头般的一手交钱一手交“号”来形成的。换句话说，号贩子将300元号倒腾成4500元，是通过私密渠道运作专家号所产生的畸形价格，而非正常的价格信号，其过程与市场经济形态中的议价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二，高端医疗资源稀缺，才是导致号贩子猖獗的深层次原因。白衣女子在医院怒斥号贩子事件曝光后，评论界就出现了治标和治本的议论。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打击号贩子是“标”，分级诊疗才是“本”。笔者一开始也对这一观点颇为认同，但仔细想想，不对了!分级诊疗既极方便患者就医也极符合卫生主管部门要求，一旦这种合理的就医秩序建立起来，岂非广大患者的福音?但是包括那位怒斥号贩子的白衣女子在内的患者为什么舍近求远、弃易就难，不仅千里迢迢跑到北京，还要无端忍受号贩子甚至保安的窝囊气?有人就说了，这是患者的趋高性所致;还有人说，一些顶级专家普遍反映，在他们的病人中只有30%的病人需要专家这个层级，而更多的应该由低年资的医生来解决。这些话对不对?都对，无论从人性还是其他什么角度都无可挑剔。但问题在于这么美好的分级诊疗制度为什么患者硬是不买账?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埋藏在“只有30%的病人需要专家这个层级”的论断，是经由“顶级专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诊断后做出的!而在基层，大病被非“顶级专家”当小病治和小病被拖成大病且被掏空钱包这一情况的非个别性，岂非让众多患者因心有余悸而把目光齐刷刷投向大医院?可见分级诊疗只是我们需要为之做出不懈努力的理想就医秩序而已，这一秩序之所以迟迟不能建立，其“本”同样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以及与医疗需求难以有效对接，将分级诊疗作为解决号贩子问题的治本之策，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之嫌?

　　第三，将注意力聚焦到号贩子身上，会严重误导公众注意力。 号贩子所从事的，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他们只是比其他人更敏锐地嗅到了医疗资源供需矛盾中所蕴藏的“商机”，从而悉心创造机会加以利用罢了。这种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行为，其最大的危害在于改变了患者就医的排序规则，破坏了医院的就医秩序，因此说侵犯了患者公平就医权尚可理解，说侵犯了健康权就令人瞠目了——都是望眼欲穿想得到专家号的患者，号贩子只是将甲患者按顺序应该得到的专家号转移到乙患者手中罢了，至于他们之中究竟哪一个需要优先得到诊治，发言权那是在医生那里的。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是金钱的魅力，导致号贩子借以改变了患者就医排序的规则，从而侵犯了患者的公平就医权，而在在侵犯患者公平就医权问题方面，包括各类硬权力和软权力在内的权力的作用，其为害更烈，与后者相比，前者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因此只有举一而反三，透过号贩子现象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解决优质医疗资源的稀缺和更好地维护患者公平就医等问题上，那位东北女子才没有白白浪费“怒斥”所耗费的唾液。

　　第四，主管部门如果被号贩子牵着鼻子走，将导致医改走向歧途。其一，从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看，号贩子问题是发生在需求侧的问题，问题的原因在于共给侧。只有大力加强共给侧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从许多地方的反应来看，号贩子事件导致的，是一些主管部门的“救火”行为甚至“危机公关”行为，这样做不仅会干扰对于医改中主要问题的注意力，还可能将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到错误的方向去——比如动用行政手段限制患者就医选择权，强制推行所谓分级诊疗等。果真如此，如果哪天再来一个“江南黑衣女孩”怒斥基层医院医生以医谋私，是不是又要“翻烧饼”?其二，医改要有战略性布局，如果布局得当，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能把问题导向变成被问题牵着鼻子走甚至被某些偶然事件牵着鼻子走。从根本上来说，政府管得过紧、过死，是导致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短缺和供需不匹配的主因，要对症下药，而不能越渴越加盐，不能用加强管制来解决由管制所积累的问题。社会舆论对此也要保持足够的理性，否则很可能事与愿违。其三，公立医院和医生固然无法完全推卸维护健康的医疗秩序之责，但打击号贩子问题毕竟是公安部门的责任，不能将其转嫁到医院和医生身上。卫生主管部门也不必“慷慨大方”地将责任都揽过来，然后再推到医院头上。从医改角度看，如果一方面承认医务人员是医改主力军，一边却给他们施加额外压力，其积极性又谈何而来? (王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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