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年，在国家医保局“27位编码、近千万条数据”的医用耗材编码库完善之际，全国耗材目录的支付工作也进入精细化、强监管的新阶段。

5月19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支付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稿》），进一步明确医用耗材应统一分类与代码、遵循“技术劳务与物耗分开”原则、实行医保通用名管理。

在此基础上，对于“耗材目录统一”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国家医保局分解任务，给各省下达了新目标：在“十四五”期间，各省应建立全省统一的耗材目录，之后再逐渐过渡到全国统一。

有专家认为，考虑到各统筹区医保基金承受能力差异，国家医保局此次提出了务实的新任务。不过，对于各个省份、尤其是尚未统一制定耗材目录的地区来说，倒计时仅剩三年。

耗材目录统一无疑有利于净化医药行业生态、鼓励药企真正创新，这也意味着，千亿规模的医用耗材市场，野蛮生长时代即将终结。对先行区而言，耗材目录探索难处何在，地方编码如何与国家编码并轨？耗材目录在各省的扩面普及，对医院、企业影响几何？耗材目录的统一还需哪些配套措施？

相关文献显示，长久以来，我国医用耗材的采购与临床使用，主要由医疗机构自行决定，耗材与医疗服务大多捆绑支付。相较于药品，卫生与医保等相关部门对耗材的管制较少，地方政策碎片化、模糊化、零散化。而医用耗材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更新迭代速度快，监管极度困难。这也导致耗材行业鱼龙混杂，处于效率低下、无序竞争、资源浪费的历史阶段。

自国家医保局成立后，耗材管理制度改革逐步推进、不断细化。控制不合理医疗费用增长，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是医保改革的首要目标。同创新药类似，高值耗材也进入改革者的视野。

2019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以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为出发点，再次明确高值耗材的定义，并提出统一编码体系和信息平台；实行医保准入和目录动态调整，建立高值医用耗材医保评估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

随后，医用耗材的管理也被提升至我国医保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2020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将临床价值高、经济性评价优良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规范医疗服务设施支付范围。健全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医保准入谈判制度；建立医保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评价规则和指标体系，健全退出机制。

短短3个月后，国家医保局发布《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目录》，并按照基本医疗保障的功能定位，逐步明确医保支付标准。

延续着上述改革思路，我国医保管理史上首次针对耗材的国家级管理办法随之出台。2021年11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与《医保医用耗材“医保通用名”命名规范（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医用耗材首次采用通用名管理和动态准入标准，并明确医用耗材的支付范围、支付标准与具体支付方式。

该文件标志着我国医疗耗材领域的管理变革思路廓清，完成规划方向、规范落地细节，之后发布的文件都在其基础上添砖加瓦。直至今年5月19日，国家医保局再次就耗材支付管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在2021年的基础上，明确通用名管理、目录准入和技耗分离的三个原则，增设与DRG、DIP支付方式改革等政策的协同推进机制，并确定了“十四五”期间各省目标。至此，一幅关于耗材支付管理改革的图景，绘制趋于完善。

在医疗耗材领域实现“车同轨、书同文”，搭建一套全国通用的语言框架，从系统内部来看，是为后续的医保支付（集采、国谈）及医院准入铺路。从系统外部来看，医疗耗材目录的统一，意味着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医保药品目录更好协同。

目前，医用耗材医保支付的收费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一部分耗材作为成本因素捆绑进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中，一同打包定价；另一部分耗材作为除外内容单独收费。

但截至目前，我国拥有可单独支付耗材目录的省份较少，大多较为粗糙，其他地区的耗材则按照医疗服务项目来支付。

《现代医院管理》杂志2022年12月发布的一篇论文统计，上海、北京、江苏、山东、河南等省市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增、修订配套出台了一次性可收费耗材目录；广东、吉林、湖南、海南、重庆、内蒙等省份则分别统一制定了医疗服务价格目录和医保耗材目录。

地区探索步伐缓慢的本质原因，在于医用耗材分类极其困难。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医用耗材都没有很合适的统一命名规则。与药品拥有固定的化学成分不同，耗材之间缺乏共同的设计原理、品规材质，且种类繁多、更新速度快。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副秘书长杨建龙告诉“健康国策2050”，在国家医保C码贯标之前，我国卫生系统、药监系统和人社医保系统对医用耗材有不同的分类命名习惯和术语体系，在对耗材产品的命名和分类上形成了很多混杂交叉或不兼容的错乱问题，事实上，相关分类与命名标准应该有明确适用范围的，不能滥用或乱用。

“绝大多数医用耗材的发明、使用和废弃都在临床活动中，临床对耗材命名形成了习惯性的医学术语集。药监局则出于药品监督的行政职能，引入了来自欧洲的GMDN命名规则，以厂家生产监管体系分类、命名，例如临床上通常称呼的‘心脏起搏器’药监注册名称被称为‘心脏节律器’，药监也形成了一定的术语集。这导致很多耗材在临床与药监的命名、分类上的差异。而医保制定耗材目录，更多采纳的卫生系统的分类，不同体系的分类编码用途不同，应该厘清分类编码标准的适用范围和领域，尽量避免标准应用的不当造成的混乱。”杨建龙解释。

2019年起，“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C码）成为国家医保局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中15项主要业务信息编码之一。根据医用耗材学科、用途、部位、功能，形成了17个一级分类（学科、品类），176个二级分类（用途、品目），1073个三级分类（部位、功能、品种）。据杨建龙透露，经过3年的建设，目前C码库的数据超过900多万条，地方上C码贯标的工作到2022年下半年陆续完成。

对于医用耗材的分类、编码与通用名管理，与《意见稿》同期发布的《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医用耗材支付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说明）》强调，制定“医保通用名”的目的，就是在规范分类的基础上，适当减少耗材管理类别，同时引导耗材价格与其临床价值相匹配，提升医保支付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

上海市对医用耗材管理探索时间较长，自2011年起，上海便对医用耗材实施目录和编码管理、动态维护，并纳入医保结算和日对账体系。2019年，上海公布了可另收费的一次性使用医疗耗材目录及医保支付办法。

上海市医保局价格与招采处李秀娟牵头组织设计了该市医用耗材目录及编码库。她向“健康国策2050”表示，由于医疗耗材早期没有统一的命名规则，同名称的产品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耗材，相同的产品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名称，为便于管理，上海摸索出了以临床使用路径和功能为导向的分类方法，与卫生、药监、发改委等部门紧密合作，将耗材目录分成四级，建立了一价一码的医疗耗材信息库，并对库进行动态管理。

临床需要使用的、属于另行收费的医疗耗材给予编码，明确支付办法纳入数据库，将药监等部门明确停止临床使用或不再另行收费的医疗耗材踢出数据库，还要根据药监部门变更信息对在库医疗耗材进行信息变更。

通过动态维护，保证医保与医院结算顺利进行。当前，上海的医疗耗材库数据已累计更新5万多条，在用信息3万多条。

“临床使用路径、治疗功能是医用耗材恒定不变的特质，依此为导向进行分类，便于临床工作人员、生产销售者与监管者理解。医疗耗材信息库像是建立起一个坐标系，横坐标上设置有耗材分类、注册证，品名、生产企业、规格、型号、价格、医保是否支付等信息，纵坐标则是15位编码，是医疗耗材数字化的代号。在此基础上，后续的医保结算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未来上海15位编码将与国家27位编码接轨”，李秀娟说。

东部沿海某省医保管理者梁燕（化名）介绍，其所在省份实施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贯标时发现，医用耗材国家编码一直不稳定、基本按月变动，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的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则变化不大。医用耗材的国家编码从最初的1000多万条，清理后剩余700万条，目前又增加至900万条。“很多厂家根据不同地方收费和挂网政策的解释，不断调整产品基础信息，导致医用耗材国家编码变动频繁。”

各省市耗材目录统一、实现医用耗材带码采购、带码使用、带码结算，将重塑整个医疗生态格局。

对医院端来说，耗材目录统一有利于医疗行为合规、合理使用医保基金、优化医院管理体系，但也存在后续“技耗分离”与集采联动后，耗材设备成本增加、医院医疗质量下降等风险。

梁燕告诉“健康国策2050”， 医用耗材目录的统一制定可以促进医用耗材贯标和收费政策在医疗机构的落地执行。此前医用耗材目录未统一时，临床医生对某类医用耗材是纳入医疗服务价格打包不可单独收费、还是做为除外项目可以单独收费在执行过程中容易混淆，导致串换项目收费情况较多，医保基金违规风险高。未来医用耗材目录统一将有利于医疗机构临床医生规范诊疗行为，促进医保基金安全运行。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技术评估研究部主任王海银向“健康国策2050”表示，耗材目录将成为医保的支付库，或医院的收费库，“技耗分离”与集采联动后，医用耗材的回扣减少，医院收入会受到影响。

此外，王海银提醒，医院的体外诊断（IVD）领域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此前因试剂用量大，很多大型生化仪等设备医院不需要采购或以较低价值采购。但技耗分离后，IVD试剂的成本会大幅下降，厂商利润空间压缩，其提供的技术劳务、医疗设备维修等服务变回减少。因此，相关设备变转化为医院的成本。同时，通用性耗材与专用型耗材的设备不匹配，也会增加医院的采购成本。”

种植牙集采后也面临类似问题。王海银解释，当前种植牙的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变化较大，以服务产出为导向——检查化验和手术打包，耗材另付。而厂商加工的个体化耗材供应受限，可能造成医疗服务质量下降。

对企业而言，耗材目录统一意味着更透明的准入机制。梁燕认为，医用耗材目录落地、支付标准确定后，编码明确、分类清晰，对生产企业的研发、注册环节要求更高。对拥有创新医用耗材的企业来说，需要充分掌握医保目录的内涵和创新标准是什么，根据政策导向进行新产品的研发、注册，否则新产品可能无法顺利作为创新产品申报，无法在目录准入和支付标准获得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支付政策其实是杠杆，企业应学会利用。”梁燕说。

医用耗材政策密集发布同时，部分医疗行业管理者也发现了落地中的种种困难，并提出改革对策。杨建龙从耗材分类与命名、医保支付制度与C码贯标过程三方面提出建议：

首先，在耗材分类、通用名命名过程中，应尽量尊重临床的使用和术语习惯。从整体流程来看，耗材在临床手术中应用、物品名称信息体现在病历与医嘱中，随后才进行支付，卫生与医保在耗材物品使用传递上存在先后逻辑关系。医保耗材通用名称应该在充分参考卫生行业物品分类和命名基础上，根据医保支付管理经验形成标准体系。

其次，耗材医保支付目录的颗粒度应更加科学合理。耗材医保目录制定要体现相关耗材产品的临床技术、医学工程技术、卫生经济技术的多重价值属性。在目录对应支付方式的确定上，要做细活，应厘清针对耗材的定额支付、定比支付的内涵区别，灵活选择支付方式。

再次，国家C码在贯标过程中，仍需理顺编码与是否可收费、是否医保支付的关系，加强对各省的指导。针对C码不同时间版本的发布，医疗机构如何过渡；针对不同省份收费与支付管理差异，C码如何整合兼顾，还有C码的年度修订、增补窗口期问题，编码修订、增补制度建设问题等等仍需解决。

由于医用耗材的使用与医疗服务项目密不可分，为防止医用耗材滥用给医保基金运行带来风险，梁燕建议，医用耗材目录在制定时应注重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协同，同步实施“技耗分离”，并参考药品目录设置限定支付条件。例如纳入国谈的药品需针对某个靶点，或是在规定的疗程阶段才能使用。医用耗材尤其是高值医用耗材的限定支付条件可与医疗服务项目挂钩，如某个高值医用耗材限定在某些特定医疗服务项目使用时医保基金可以支付，在其他医疗服务项目使用时虽然可以收费但不能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梁燕补充，考虑到部分创新医用耗材价格特别高，对医保基金运行影响较大，建议对作为新技术使用的高值医用耗材在纳入目录伊始，给予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等同的两年试用期，试用期内先按“丙类”支付，通过惠民保等商业保险予以保障，两年后根据使用效果、使用数量等情况进行卫生经济学评价，最终确定医保支付类型。

王海银建议，国家编码在持续优化过程中应兼顾地方经验。地方切换至全国统一编码时，需完善映射库。医院端也应建立时效性更强的信息库，能够尽快映射至国家平台的信息，否则在C码贯标后，医院或存在部分耗材无法收费的问题。

部分专家则认为，相关部门建立高值耗材目录的过程中，应建立科学公开透明的准入协商谈判流程、综合评估耗材价值，作为医保准入与支付标准的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