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不仅伤医甚者杀医事件频发，甚至还祸及到医务人员子女。为应对这种情况，不少医院纷纷从强化硬件建设到软件建设入手，来提高自我保护水平。有的医院甚至在医务人员中开展自我防护的技能训练。每每看到这种报道，笔者总有一种鼻酸的感觉：医院是绝大多数人生命起始点和归宿点，医院应该是最温馨最祥和最富有人性气息的地方啊!事情怎么发展到了现在这种样子!尽管有关医闹入刑的信息让人们看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些许希望，许多地方的警方也加大了对“医闹”行为的打击力度，但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与此相比，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是将地方政府列为创建“平安医院”第一责任者!

　　事实上早在2007年，中央综治办、卫生部等七个部委就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创建“平安医院”活动。此后又增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三家作为创建成员单位。2009年11月27日，当时的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在全国创建“平安医院”工作会议上更对医院提出了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强化医务人员执业管理等9点要求，号召以此来推动创建工作。从此项工作的领导和组织阵容来看，不可谓不强大不权威，原卫生部提出的9条要求看似也十分合乎情理。但这么多年过来了，创建效果如何?辱医、伤医甚至弑医的案件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

　　创建“平安医院”工作之所以未达预期效果，关键在于医院平安不平安，原本就不是医院自己说了算!如果卫生主管部门依旧是眼睛向内只要求医院自身如何如何，不要说提9条要求，就是90条乃至更多又能怎么样?既然号错了脉开错了方，药到病除就只能是奢望。

　　那么良药何在?就在于将地方政府推到主导整个活动的前台，使其成为创建“平安医院”的第一责任者。

　　地方政府承担创建工作第一责任者的责任，是由影响医院平安的原因和其性质所决定的。伤医甚至弑医事件何以频发?它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在医患关系领域的折射——社会负面情绪如地下运行的岩浆，在日积月累和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其中有一部分从医患关系这个“火山口”喷了出来。谈到这个问题，有些人至今依然跳不出小学生造句的思维方式——虽然歹徒如何如何，但是医院也有责任……这算怎么回事?眉毛胡子一把抓，白菜萝卜一锅煮，看似不偏不倚，实则混淆是非。至于伤医弑医事件的性质，无一不是板上钉钉的犯罪行为。前几年国内连续发生歹徒到幼儿园伤害孩子的恶性事件，请问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有什么错，能导致歹徒痛下杀手?既然原因和性质都很清楚，那么解决问题的责任归属当不言自明：社会问题只能由政府调动和统筹社会资源实行标本兼治;防范和惩治犯罪行为更是政法部门无法推脱的职责,怎么能荒唐到让医院自己去建立名曰保安队伍的“自卫队”?至于医院，要求院长加强管理要求医务人员搞好服务都没有错，但不能藉此将医院不平安的责任变相甚至直接推到到医务人员身上。目前的问题恰恰在于，从创建“平安医院”的整个架构设计到许多地方的实际操作，都是在围绕着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做文章，而本应对此承担重大责任甚至直接责任的相关部门，则充当了“拉拉队”甚至“观众”的角色，如此以来，创建“平安医院”工作焉能不陷入空转?

　　只有将地方政府列为创建“平安医院”的第一责任者，才能有效调动相关社会资源和提高工作效率。以如何发挥公安干警在维护医院正常秩序中的作用为例，笔者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谈到，在许多医疗纠纷特别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医疗事件中，患方的合理诉求往往与“医闹”的逐利行为相互渗透，如何把患者的一般性过激行为同“医闹”的违法行为严格区别开来，如何把严厉打击“医闹”同依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具有很大的操作难度。面对这类复杂情况，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态度暧昧不敢勇于承担责任，致使公安机关在缺乏“尚方宝剑”和“维稳”的压力下进退两难。如果政府成为创建“平安医院”的第一责任者，那就很难有推脱敷衍的空间了。

　　在将地方政府列为创建“平安医院”第一责任者的同时，还有必要将维护医院安全纳入地方政绩考核体系并实行一票否决制。早在2010年下半年，医疗纠纷就被湖南省相关部门作为重要的“影响因子”，列入影响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一票否决”内容之一。医疗纠纷不是湖南的“特产”，创建“平安医院”是一项遍及全国的活动，既然湖南带了个好头，其他地方有何理由不起而效仿，积极跟进?

　　医患矛盾频频激化，不仅是医患双方的不幸，更是社会的耻辱，更是政府社会治理不到位的一个标志性现象!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不管此种现象与现代管理理念有多大距离，但这毕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因此公众有理由期待，期待“老大”在创建“平安医院”这一“老大难”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王秀华)

　　责任编辑：文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