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医疗反腐之风吹到了过去二十年高速发展，一度被称为“宇宙第一大医院”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

多方渠道证实，郑大一药剂科主任被相关部门带走。据知情人透露，“同时被调查的有好几个科主任，设备科、药剂科相关人士都被叫走接受调查。其中有一些在调查完毕后已经回来了。”一位药企销售在3月24日透露，“涉及到郑大一的很多药企等相关人士都暂时失联。”

2022年11月24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副院长王家祥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在王家祥被调查之前，郑大一曾有部分医生受到举报，但这类举报在医院系统并不罕见，一般都会不了了之。

但当地一些医疗系统的人士从郑大一药剂科主任被调查一事之中，察觉到了与以往个案调查不一样的紧张气氛。一位河南省三甲医院医生称，“今年春节过后，就有风声，说医疗要抓一抓。”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郑州市的这一场医疗反腐会先从郑大一开始。

这与整个大环境不无关系。2月6日，中纪委网站发布一则《严查医疗领域隐蔽利益输送》头条消息，文章列举了“定制式”招投标、“规避式”委托采购、“供股式”入股分红、“福利式”研讨培训等迭代升级的医疗腐败。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一季度至少有55位医院院长和书记被查。

多位郑州市医疗系统的人士透露，河南省这次强调，医疗系统要倒查20年。查完郑大一，会陆续查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大三甲医院。骨科、神经介入科、心内科的耗材会是重点调查的方向，药品，则是一个突破口。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所有医保目录之外、医院临时采购的药单都被调出来，（调查部门）会一个一个去问，为什么被提临采，如果理由合理、程序正当，也没有药商的干预，就过关了。

药剂科之所以会是此次的“头阵”，在于药剂科主任有权直接干涉药品的进院工作。在医保目录之外的自费药进入医院之前，先由临床科室提出用药申请，药剂科或者主管业务院长对临床用药批复之后，再由药事委员会讨论决议。业务院长、药剂科主任与科室主任在其中都会起到关键作用。

为使自家的药品或耗材能够顺利进院或产生更多增量,一些药企会动用关系、想尽办法，用糖衣炮弹打开药剂科主任这扇门。一位医生感叹，“几乎每次医疗整顿之风都会吹到药剂科，药剂科主任就没有全身而退的。”

药剂科主任之后，郑大一医疗反腐的后续动向如何，暂时不得而知。不可否认的是，以市场导向思维打开局面、抓住历史扩张机遇的郑大一，攀上了“亚洲最大医院”的巅峰，拥有一万张床位，一度走出了一条与医疗资源下沉分流的政策导向背道而驰的道路。但这种高歌猛进，却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如何刹住车，在做大之后做强，一直是郑大一的发展瓶颈。而反腐，或许是它刮骨疗伤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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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对于郑大一而言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处于夹缝中生存的郑大一，在河南省是排不上号的小医院。谁也没有想到，日后，它会成为营收200多亿、超过当时“老大”河南省人民医院一倍。

当郑大一的老医生们还懒懒散散地坐等着零星病人来的时候，新任院长阚全程跑去台湾学习了清华长庚医院院内竞争机制之后，开启了郑大一大刀阔斧的改革。院内竞争在郑大一做大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想干事的年轻人，有了机会。”郑大一的一位主任提及，改革之下的郑大一打破了按资排辈的上升渠道，只要年轻医生有管理病区、开拓科室的想法，医院就会给平台、给床位、买设备。而一些原本可以躺平的老主任自然有了竞争压力。

床位数会根据科室效益来分配。郑州市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提及，“一般主任病人量少了，那就给副主任新建病区，本来科室100张床，一病区、二病区各50张床，如果一区病房利用率不如二区，那从下个月开始，一病区床位数减10张，二病区则加10张。”

郑大一改变了以往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奖励措施，鼓励多劳多得，只要收治病人多、手术量多，奖励就多。郑大一附院的一位主任回忆，那个时候设备少，几乎都是通宵做手术，病人来了，手术不做完不下班，通宵干到第二天。

在奖金分配上，医院核算成本之后，科室这个月如果挣了100万，下个月赚了110万，多赚的10万块钱全部是科室奖金。河南省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提及，同级别的郑大一的医生奖金是他的至少2～3倍。内部竞争、奖金激励，充分调动了医生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郑大一还从外部着手，打通基层输送渠道。前来郑大一进修的医生，有另外一重身份：科室聘的临时医生。当他们回到基层，只要上转一个病人，郑大一会给3000元。

一度，郑大一打老乡牌、亲情牌。让医生在老家呆上一段时间搞义诊，拉拉关系，为了就是让患者直接去郑大一找专家。同时，直接在地市县铺点，派专家来做医联体，有了病人之后，直接转去郑大一。

在郑大一住院的外地病人不需要为了医保报销跑断腿。医院会有专门部门与当地新农合联系，把患者新农合转过来，解决报销的问题。同样可以报销，但郑大一更为方便，患者自然更愿意到上级医院治疗。像一列加速的快车，郑大一自此没有停止大规模扩张的步伐。

从2008年开始，郑大一的收入从6.8亿元一路飙升到2013年已达60亿元，位居河南之首。到了2021年，其营收攀升至218亿元，位列其后的河南省人民医院的营收不过100多亿。

2011年，郑大一附院的床位数已达5000张，年门诊量达300多万，住院病人数20余万人次，一举超过华西医院，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医院。今年2月1日，郑大一官宣要建西院区，改扩建项目全部用医院自筹资金。这离郑大一附院公布改扩建北院区，仅过去2个月。这次西院区改扩建项目，让郑大一的总床位数达到13810张，进入“一院五区”时代，宇宙最大医院的版图再次扩大。

但1.3万张床位，对于郑大一来说，还是不够用。一位患者称，有一次上午11点去甲状腺外科挂号，其中一位主任的专家号已经排到了200——这是很多医院挂号数的好几倍。“要去找郑大一的专家，要么早上7点，要么晚上7点以后，就这两个时间点。”一位跑医疗口的媒体称，白天的时候，医生都没空。哪怕到了晚上7点，他们还在看病，几乎都有一屋子人。

惠济院区的一位主任医师称，在郑大一，检查当天不做完，检验科是不下班的。在很多郑州当地人看来，郑大一的医生是最勤奋的一群人。他们呈现出来的社交媒体状态每天几乎一致——早上5点去跑步，6:30开始查房，7:30开晨会，8点开完上手术，上到晚上11点，晚上1点到家。到了第二天，照常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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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生薪酬改革的这十二年》中，我们提到—— 市场化大幕的拉开，带给了公立医院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公立医院过分逐利之后，引发的过度医疗、医患矛盾，令整个医疗行业积弊丛生。

医院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于三部分，医保、病人、财政。公立医院院长们无法左右国家发改委定价、财政补偿数额、医保报销政策，只能在药品、耗材和检验上打主意。医院要提高自己薪酬，就要到老百姓口袋里去掏更多的钱。于是，薪酬变成了医院趋利行为的一个助推器。

基于业务收入或结余进行分配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一种按劳分配的公平制度。但这一制度弊端也显而易见——将业务收入作为核心考量指标，医生的开处方、开检查单直接影响工资待遇。大处方、大检查，过度医疗成为必然。而过于市场化导向的郑大一，在其他医院医生看来像是一个疯狂赚钱的机器。

一位郑州市三甲医院的医生隐晦地表达，病人量一多，医生精力有限。而郑大一很多病例拿出来，他们行业人都“不敢评价”。“就像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治疗太粗糙。”

一位医疗行业人士曾经替朋友找了关系住进了郑大一，尽管手术是主任亲力亲为。但住院主管医生在开药和检查的时候，却明目张胆地开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检查，直接列在一日清单中。

在之前，郑大一对于奖金发放管理宽松，只要科室完成了医院给出的任务指标，超过任务指标的营收全部归科室，这就导致了“科室的小金库很厉害”。一位熟悉郑大一的人士委婉地表达，那些由专家升上去的高层管理者最后出了问题，几乎都是在科室时医、耗回扣问题。

他回忆，此前和某科室有过业务合作，在结钱的时候，科室里专门管钱的护士直接递给他一布袋子的现金。这种阔绰的结算方式令他诧异，在其他医院去要钱是一件麻烦事，得一道一道程序去过。也可以理解为，野蛮生长了十年之后的郑大一，相对于其他医院而言，更难去平衡发展与合规的诸多问题。

根据河南药品阳光采购网公布的数据，2021年，郑大一药品采购入库金额达40.29亿元。作为对比，同在郑州的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和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同期数字分别仅有3.07亿元、2.8亿元。

2008年，郑大一投入1.3亿元购置了包括3.0磁共振和64排螺旋CT等大批先进设备。至今，郑大一的设备涵盖了有21台核磁共振，22台CT，24台DSA等，预估有10个亿的规模。巨额的医疗设备、药品和医院场所建设的投资，必然暗藏着极少数人腐败滋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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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介入科在职医生季峰，2019年被妻子实名举报，她向媒体提供了一份药品清单，详细地列出病人名字、病案号，厂家、药品、季某科室名字，用了几支药，每支多少钱。爆料称，“每月下旬，医药代表统计好金额，把现金及药品回扣清单装进信封交给季锋，一个月能达到一万多元至两万多元。”

而在季峰之后，2020年12月6日，一封《实名举报郑州大学第一附院呼吸二科主任王静严重违法犯罪》的实名举报信在网上流传。文中列举了王静“大肆受贿、偷税漏税、非法放贷、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几大罪证，并附上银行流水、交易文书等证据。

给王静多次转账的几个转账人信息被隐去名字，只留下姓，举报人曾解释这些额度在几千元到数万元，一周数次转账频繁的人，都是医药代表。

此前，我们联系上了其中一个举报人张某。在他的讲述中，早在2010年前，王静就从事高利贷业务，不仅自己参与，还拉着几个医药代表和她一起“赚钱”，成了这个圈子里的领头人。2012年认识王静以后，张某几乎一个月要见她十几次，从2012年放贷之后，张某赚了有600多万。张某每次见王静，她身边总有几个医药代表陪同，医药代表们的角色，是为聚会买单。

他解释这些交易记录的由来——医院药品、设备等各项采购，必须经过科室主任签字，王静恰好有科室主任、教研室主任、医师规范培训基地主任的各项职务和权利的便利机会。针对郑大一的实名举报在近些年是层出不穷，但个案事件最终不了了之。一位知情人士称，“最后都由郑大一出面摆平。”

直到2022年，王家祥被双开，郑大一高层医疗反腐之幕缓缓拉开，这才有了开头一幕。1992年，34岁的王家祥被任命为郑大一大外科副主任兼小儿外科副主任，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外科副主任。2008年至2018年，他担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

作为专家型院长的王家祥，在学术上颇有造诣。他领导相关科室独立成功完成联体儿的分离手术，同时开展了产时外科手术等国际先进的治疗方式，填补了省内空白。但据知情人透露，在王家祥任职期间，关于他的举报一直不少。“一般涉及到利益分配不均。”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因为内部竞争过度，郑大一内斗严重。一位知情人士称，“有些医生技术好，成就高，但病人少。不同病区的另一个主任，收的病人多，在医院就会做到更高位置，领导就会更器重他们。”在这一套提拔逻辑之下，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关系颇有点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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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去看整个中国医疗改革，在过去三十年的前半段，是政府没钱补贴公立医院，将医院推向市场的历史。医院开始像做生意一样做医疗：医生绩效和收入挂钩，医院大举扩张、以药、耗材养医导致的过度医疗，最终这笔帐不仅导致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也让全民医保普及后的医保资金捉襟见肘。

到了后半段，为了解决以往积弊带来的以药、耗养医等系列问题，不得不打出医保、医药、医疗的一套组合拳——药品集采、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以及系列医疗反腐。

尤其是DIP的推进，可能会改变郑大一一枝独秀、蛮荒生长的局面。DIP，是基于大数据的病种分值付费的一种医保支付方式。它基于医院前3年的数据，以主要诊断和关联手术操作的自然组合形成病种，以各病种次均住院费用的比价关系形成病种分值，再考虑年龄、并发症和伴随病因素对付费进行校正。

它对医疗机构每一病例实现标准化支付，不再以医疗服务项目费用支付。它像一把尺子，度量出各个医院之间、医院内部科室之间医疗服务的差距。目的是为了帮助医院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按照《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到2023年底，河南省实现DRG/DIP支付方式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开展住院服务的医疗机构，基本实现病种、医保基金全覆盖。

一家已试点DIP的河南省三甲医院主任提及，原来很多患者住院后，医生会开胸部CT之类的检查，给患者扫一扫。在实行DIP之后，尽量都不扫了。“能拍片子解决了，肯定不能做CT，做了CT，肯定就不能再做核磁。”否则，医院越多做检查，越会亏损。在这一紧箍咒之下，医生用药也会继续受到限制。

据了解郑大一已经开始试运行DIP支付方式。上述医生认为，DIP在全市落地之后，郑大一很多手术就不会再做。比如说阑尾炎手术，DIP支付标准只有2000元，但郑大一的阑尾炎手术费用远超2000元，属于低倍率手术，越做越亏。这一定程度倒逼郑大一转型。

实际上，郑大一一直试图摘掉“乡镇大医院”的帽子，从做大走向做强。在2020年中国医院百强排行榜上，郑大一位列第18位，为河南省挣了面子。在追求快速发展的惯性下，学术精进与手术数量的增长，在郑大一成为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存在。尤其是超大量病人涌入郑大一时，医生是没有任何时间，也没有必要去钻研学术。正如一个熟练修车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修一种车型，闭眼就能拆，闭眼就能修。不看新的东西，就基本上是一个“熟练工”。

一位医疗人士形象地形容，郑大一就相当于投生产线不投研发，产能上去了，系统却没法优化。2022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被发现6起学术不端的行为，甚至包括了院长。

在郑大一门诊楼里，川流不息的患者们还没有感受到医疗反腐和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会给这所医院带来何种改变。纵然，医生之间面面相觑，但他们也不知道这艘巨轮随着中国医改会走向何方。门诊楼旁边，总高29层的临床教学科研大楼还在施工。从密密麻麻的病房楼之间的空地上，抬眼望过去，黄色的塔吊高耸入云。在官方通报中，这栋楼是为了完善医院的教学和科研用房基础设施，推进郑大一附院医疗、教学和科研的不断提升。

或许，这是它真正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