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笔者从海外网读到一篇题为《记者探访研究型病房：找到适合中国人的诊疗标准》的文章。读后第一感觉是钦佩——为了医学的进步和患者的康复，北京天坛医院和其它一些医院做“敢于吃螃蟹的人”，其勇气可圈可点，令人钦佩。但仔想想却总有些担心在。

　　担心之一：在当前医患关系依然紧张，双方信任度极低的情况下，此举能否使患者产生做“小白鼠”的感觉?

　　这篇文章中谈到了笔者所担心的这个问题。文章中说“李文斌在工作中遇到两种极端情况”：“有的患者听到参与试验这事后，第一反应是‘拿我当小白鼠’”。不仅是“有的患者”，就连笔者本人，在读这篇报道时脑海里也不时蹦出“小白鼠”这三个字来，事实上这也是一般人按照常规思维定势所产生的正常疑虑，而非“极端情况”。看来在现在的社会氛围下做这件事情，须慎之又慎。尤其要谨防舆论朝负面方向发酵。

　　担心之二：“秉持自愿原则”，有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来“保驾护航”?

　　文章中谈到：“参加试验的患者，有的是被医生推荐而来，也有的是患者自己报名，全部秉持自愿原则，经过严格筛选才能参加试验。”“秉持自愿原则”，当然是开展这一活动必须首先和优先坚持的原则，但是中国有句话叫“口说无凭，立字为证”，我们固然应该相信绝大多数患者是有做人良知的，但翻云覆雨、毫无诚信、口是心非，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患者不同样存在吗?“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不是也时不时地在医患领域再现吗?这种现象即使是极个别的，但对医患关系的杀伤力和对社会舆论的毒化作用都不可小觑。既然连复印机也使用“消除了记忆功能的复印机，防止复印的病历被他人通过机器记忆功能再度读取”，那么是否考虑到采取请公证处公证等措施，来保护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医院自身的正当权益呢?很可能医院已经考虑到了，果如此，笔者这番担心就是多余的了。

　　担心之三：建立“研究型病房”应当得到卫生主管部门的授权，这一原则能否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遵守?

　　“在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潘苏彦看来，研究型病房就是在具备条件的医院内，医务人员开展药物和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生物医学新技术的临床应用观察等临床研究的场所。”在这种医学科研和临床医疗之“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来设立研究型病房，当然需要根据其任务要求来选择“具备条件的医院”。但医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具体条件?经由什么样的审批程序来保证其健康有序地进行?都是亟需解决的事情。当然，既然北京是由“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在北京天坛医院召开媒体沟通会”，那么想来相关制度设计已经比较完善。但其它地方呢?如果制度建设能及时跟进，那么将有效倒逼医学科研和临床医疗水平的提高，功莫大焉。

　　担心之四：对有些比较敏感比较容易引起理解歧义的事情，是否需要慎重再慎重?

　　还是索性具体到医学科研和临床实践这个话题来说吧，两者的中间环节怎么对接才能达到最优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过去的哪些成功经验是需要继续坚持和推广?哪些教训应该吸取?这需要系统地总结和梳理，这需要宏观处着眼，微观处入手，需要审时度势多角度考虑和论证，不必太在意某些具体名称上的“创新”的。质言之，病房就是病房，就是患者住院接受医院治疗的所在，这才是其本质属性，刻意凸显和放大其“研究”或“学习”的功能和作用，是否有助于实现我们的良好初衷呢? (王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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