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曾在《战争论》中写道：「伟大的将军们，会在茫茫黑暗中，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点燃，为微光照亮队伍前行。」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过燃烧自己照亮众人的英雄，但那些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军事家们，恐怕不见得个个都担得起这样的美誉——尤其是发起侵略战争的那些狂人，他们哪里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分明是为了照亮自己前进的路，不惜砍伐燃尽整个森林，称他们是靠燃烧别人的血肉之躯照亮自己功名之路的冷血狠辣之徒还差不多。在北京万安公墓里，有一处墓碑的背面写着这样一句话：「她的功绩与日月同在」。我国妇幼保健专业的创始人杨崇瑞博士(1891～1983)安息于此。

　　对于知晓杨崇瑞博士传奇经历的人来说，她才是那种将毕生心血燃成灰烬照亮别人生命之路的人。

　　由于杨崇瑞生前洁身远名躬身做事，更兼妇幼保健事业远不像临床工作那样更容易扬名立万，以至于她的功绩在当下并不太为医界之外的公众所知。

　　今年将是杨崇瑞博士诞辰的 130 周年，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伟大女性的传奇故事。

　　杨崇瑞(图源：wikipedia)

　　初遇伯乐

　　杨崇瑞，字雪丰，1891 年 9 月 6 日出生于河北省通县燕郊镇兴都庄，其父杨云阶 16 岁中秀才，18 岁中举人，是远近闻名的「少年才子」，靠教书及务农维持家业。

　　其母出身富宦，因慕杨云阶才名，嫁入杨家成为杨云阶的第三位续弦，生下一儿一女，女儿便是杨崇瑞，儿子是杨崇瑞的三哥，这位三哥后来从医，长于外科，另外两位异母的哥哥，大哥教书，二哥务农。

　　杨崇瑞自幼聪慧过人，4 岁起在家人认字，7 岁上小学，5 岁时反抗缠足(比清政府于 1902 年颁布禁止缠足令还早 6 年)，8 岁时要求解除 6 岁时家庭包办的婚姻，这些在当时绝对算大逆不道的要求，万幸的是，开明的父亲完全支持她的决定。

　　1906 年，杨崇瑞就读于北京贝满书院(后改称为贝满女中和女十二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更名为北京市第一六六中学)，1910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入协和大学理化科(即医学预科)，两年后被协和女医学院录取，1917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多年以后，当有人问及她为什么会走上妇幼保健专业的道路，她回答说：「我是一个女人，我最关切的当然也是女人的安危疾苦。」但其实对她的人生及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领路人是兰安生。

　　比较奇怪的是，在《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第二卷)由王诗锦写的杨崇瑞的传记中，却对兰安生只字未提，只是含糊地提到杨在结束了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进修妇产科之后，回到协和就毅然转到了公共卫生科。

　　漫漫人生路，怎么可能忽然就发生重大转折呢?

　　其实，时至今日，大部分学医的年轻人对临床专业的偏爱也远远大于公共卫生，公卫投入不足的问题，早在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出现时，就曾被有识之士热烈讨论过，这两年的新冠疫情再次让这个议题重回公共视野。

　　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向来都只是说说，预防工作做得越优秀，反而越会使公共卫生工作被轻视，鼠目寸光的人类屡屡受到惩罚却始终不思悔改。

　　悲观地说，待到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人类世界很可能再次进入下一个无可奈何的悲剧轮回。

　　和大部分刚刚迈入医学大门的年轻人一样，杨崇瑞最初钟情的专业也是临床，她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眼科或外科医生，1917 年毕业后，杨崇瑞到山东德州博氏卫氏医院(即博济医院)工作，任普通科和外科主治医师。

　　在将近 3 年半的工作时间里，杨崇瑞以精湛的技术和对工作的极端负责，深得同事的信任和病人的爱戴。

　　1918 年正值黄河大水，政府组织了一个中华民国督办京畿水灾事宜处赈济灾民，杨被借调到该处负责医疗，她经常划着小船给灾民送医送药，由于整天跟灾民忙在一起，这位大小姐竟然生了满身的虱子。但因为觉得帮到了最需要帮忙的人，她在精神上却感到非常的愉快。

　　1920 年底，杨崇瑞与博济医院的合同到期，拟去天津南关下头妇婴医院工作，但美籍院长为了挽留她，希望她再工作一年，然后保送她到美国深造。

　　但彼时杨崇瑞已与天津方面达成协议，遗憾地与这次美国求学的机会失之交臂。

　　在天津工作期间，杨崇瑞感到了科学日新月异的进步，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学习。

　　1921 年北京私立协和医学院建成，杨崇瑞参加了开幕典礼，深受震撼，于是在1921 年末她便回到北京入协和医院进修，由罗氏基金社用奖学金为她支付进修费用。

　　原计划是在外科、妇产科和眼科各学习一年，结果随后在妇产科仅做了 6 个月的研究，就因医术高超而被聘为妇产科专任医师，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协和妇产科主任英国医生马士敦 (J.Maxwell)称赞她是一位「充满力量、远超常人的妇女」(A woman of power, beyond the ordinary by far)。

　　同样在这一年，更为我们所熟知的后来被称为万婴之母的妇产科医生林巧稚刚刚考入协和。在协和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里，杨、林二人有过一段师生之谊。杨崇瑞曾在林巧稚实习期间带她做手术，在后来杨崇瑞创办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也曾延聘林巧稚到该校任教，可算一段杏林女性教学相长的佳话。

　　也是在这段工作时期，杨崇瑞结识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兰安生。

　　兰安生出生于中国宁波，在中国度过童年之后，16 岁回加拿大念高中，1913 年考入密西根大学医学院。1918 年进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1920 年在约霍普金斯医学院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1921 年，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指派来北京协和医学院出任公共卫生学教授，并首任系主任。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在工作中兰安生发现了杨崇瑞的才能，力劝她扩大服务范围，从为个体病人服务转变为社会大众服务。

　　根据杨崇瑞的自传，当时的协和公共卫生科除了系主任兰安生本人而外，就只有一个打字员，兰逢人便谈公共卫生，但罕有人在意，直到 1923 年协和校园里有天花流行，兰先生的一套公共卫生宣传才初次被人重视，认为确有发展推行的必要。

　　兰安生在自传中称自己为「公共卫生的布尔什维克」，对于在中国推广公共卫生事业可能面对的困难早就有充分的估计。他有一句名言：「当你挨了一耳光，如果没有准备好挨另一耳光时，不要进入公共卫生领域」。他认为「60% 有效的本土运动，强过 100% 有效的西方运动」，兰安生对中国现代公共卫生的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其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杨崇瑞并引导其走上了公共卫生妇幼保健之路。

　　1924 年，一位三河县的乡民写信给协和外科说：「你们外科治得好，不知要生产安全，使孩子不死，可吃什么药?」

　　外科方面认为这是属于公共卫生科的工作，便把信转给了兰安生，兰安生就联合了协和妇产科的杨崇瑞等人组成了一个调查团，到三河县和遵化县作了一次四六风(即新生儿破伤风)的调查，这是杨接触妇幼工作的开始。

　　但此时的她，志趣也还在临床，希望走学院派的道路，继续做一名操刀的妇产科医生。

　　道路转变

　　1925 年，杨崇瑞获得奖学金将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修妇产科，临行前，兰安生问杨是否愿意在 9 月份开学之前先去加拿大参观公共卫生和妇产科?在计划之外有多出一次长见识的机会，杨崇瑞当然不会错过，于是兰安生就为杨崇瑞安排好了奖学金和加拿大的参观学习事宜。

　　杨崇瑞现在加拿大参观了两个月，而后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修妇产科，进修结束后，又获得奖学金，使她有机会在 1926 年 8 月到 1927 年 2 月间参观美国东北部及英国、苏格兰、德国、法国、丹麦、奥地利等欧洲诸国的公共卫生及助产教育。

　　在美国进修期间，杨曾给一位患葡萄胎大出血的黑人妇女做手术，成功地挽救了她的性命，可当时却有许多美国同学讥笑她，杨后来给自己的学生们讲到此事时曾说：「不能轻视劳动妇女，也不应该歧视黑人妇女，为她们解除痛苦，比躲在手术室里学大手术意义更深远。」

　　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妇产科权威威廉士教授曾称她为自己最优秀的两名学生之一。如果杨崇瑞继续做妇产科医生，可能一样也会扬名立万，甚至生活会更安逸。

　　但经过这一次令杨崇瑞脱胎换骨的游学经历，可以说兰安生的一片苦心终于要在杨崇瑞身上开花结果了。

　　眼界大开之后的杨崇瑞忽然意识到，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公共卫生才是一条能够保障民族健康的捷径，比医疗机构更具建设性。

　　因此，归国后的杨崇瑞回到协和就改做公共卫生科讲师同时兼任第一卫生事务所保健科主任，而不再是妇产科了。

　　作为一名女性，在 100 年前的中国，杨崇瑞能在学业上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已经很让当时的人拜服了，但她的辉煌也才刚刚开始。

　　杨崇瑞在做妇产科医生的时候，就关注过产褥热和四六风，经过调查，她发现当时孕产妇的死亡率约为 15‰(同时期的英国这一数据为 3‰，美国是5 ‰)，而婴儿死亡率竟高达 250～300‰(同时期的英国这一数据为 90‰，美国是 87‰)。

　　按照杨的估算，中国当时仅每日产妇的死亡者就可达六百人之多。如此，我们就不难想象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得有多少家庭上演这种惨剧。在《产科教育计划》中，杨崇瑞写道：

　　我国开化之早文化之盛久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东亚病夫之称亦为各国所公认，何也?无他，科学之进步迟也。就医学一道而论，自神农尝百草迄于今日，凡四千五百余年，苟能与科学同进步，何致衰败至于此极?殊为叹息。

　　我国死亡率之多，其故为何?不外乎助产者缺乏产科知识耳。

　　一不明产科生理与病理之别，无术辨别于前，自不能救急于后。似此情形，果有难产，欲求产妇之不死何可得哉?

　　二不知消毒灭菌之法，致产妇发生产褥热，或婴儿发生破伤风而死者不鲜。

　　三不知饮食卫生之法，使产母在孕期产期产后期调养失宜，婴儿则乳养失宜，因而丧命者不知凡几。

　　原因既明，吾人不得再事因循，亟应努力设法补救之，想我同志必乐于助成也。

　　由于杨崇瑞的积极奔走呼吁，又得到当时社会上的诸多有识之士的协助，1929 年 1 月 23 日，卫生部与教育部共同组建中央助产教育委员会，该会的第一次会议便决议成立国立第一助产学校。1929 年 10 月 16 日，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成立，杨崇瑞被任命为校长，下设教务、医务、事务三个职能部门。学校聘请了 12 名教师，9 名技术人员和5名职员。著名的教师有：林可胜、林巧稚、朱章庚等。

　　当时杨崇瑞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通过助产学校，培养训练专业的干部人才，应在国内起模范作用，可担负起各省市助产学校师资和领导妇婴卫生机关的工作。在五十年内，使中国每一个需要照料的妇女与婴儿，可以得到必要可能的照料。

　　宋代的胡宏曾有言「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世者则谋之。」杨崇瑞在九十多年前战乱频仍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就有这样深远的谋划，实在难能可贵。

　　她亲自制定了「牺牲精神，造福人群」的校训，并用这种精神严格要求学生。

　　她对同学们说「在你们的手中，握着两条生命——母亲和孩子，你们是守卫新世界的人。新的生命会在你们手中诞生，但也会在你们手中死亡，因此，你们的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但绝不可有任何疏忽……为了世世代代母亲和儿童的健康，我们应该竭尽所能，作出牺牲。」

　　关于助产士的培养人选和培养方式，当时学界有好几种意见，比如协和妇产科主任马士敦 的意见是招收小学程度的女子，训练几个月，分派她们到城乡去代替姥姥(接生婆);另一种意见是一位英国籍的护士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称，助产这门专业非护士不能学。

　　但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杨崇瑞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太可行。

　　一方面，从妇女前途计，当时社会上对妇女生孩子一向看得卑污低下，如果助产学校招收一批教育不高的人，训练时间又短，随后让她们去插手一件不大被社会看得起的事务，那在社会不断的进步中，这批人很快就会被淘汰。

　　兰安生在自传中曾提及一个观点「当制定一项计划时，该计划应该在 25 年后还是先进的。」杨崇瑞在这方面的远见不知道是否受到了兰的影响，又或者只是英雄所见略同。

　　另一方面，就当时的中国而言，女性接受教育的普遍较少，已经学成的护士，已经可以人尽其才独当一面了，没有必要对这一批人重复培养，况且妇婴保健是是一种专门事业，应训练专门人才。

　　因此助产学校最后确定的招生要求是：20 岁以上，30 岁以下之未婚女子，曾在高中毕业，学制为两年。

　　第一助产学校还附设了一所妇产医院(今北京东四产院)，一方面便利教学实习，另一方面「适应社会需要，为产妇婴儿求安全之保障」，医院的收费规定：每日收住院费5角，医药、饮食、护理、煤电、汤水不另收费，贫穷的患者可以酌量减免费用。产妇住院接生收费 5 元，上门接生 10 元，贫穷者酌量减免。

　　妇产医院病房 [4]

　　据统计，该院开业至 1939 年的 10 年间，总计门诊次数为 133057 次， 接生33000 次，到产妇家里接生 13448 次(1939 年后因战乱资料丢失)。

　　但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谈何容易?杨崇瑞所进行的事业，事实上乃是与千百年来积弊而成的愚昧和无知做斗争。这其中的艰苦，在《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中由其生前好友和众多弟子的回忆文章中可见端倪。虽不比当初塞麦尔维斯倡导洗手以预防产褥热所遭遇的阻力那么大，但也真的是困难重重。

　　比如冯新贞是 1935 年自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毕业的学生，她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36 年 2 月，我独自一人奔赴山东省汶上县卫生院。当地的妇女都缠足，封建习俗长年禁锢着她们的思想。认为妇女怀孕时见不得人的事，对谁也不愿意说，生孩子都是由旧式接生婆或家里人接生。」

　　「县里虽有一个卫生院，但只有一个男护士，帮助那些吸鸦片的人戒烟，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我当时报名时的热情，被一种孤寂、胆怯的心情所代替……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县里一个小职员的家属怀孕了，经过产前检查，我满以为她可以带个头，找我去接生，但分娩却请旧老娘婆接生，根本没理我。」

　　出于对现实的考量，对于原本从业的旧式接生婆，杨崇瑞没有建议立即废除，而是采取了分批转化的教育方式，即一方面认真培养新的助产士，另一方面开办短期培训班帮助旧式产婆掌握情节消毒，科学接生。

　　杨崇瑞在北平办起的第一个接生婆讲习所，前后共对 360 个接生婆进行了严格的培训，据说这其中有一位还曾接生过溥仪呢。

　　为了让妇婴保健的理念能够走进农村，杨崇瑞还选派部分学生直接去农村建立实习基地开展服务，较早的一个农村实习基地建立在清河镇。

　　清河镇原本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实习基地，约有 40 多个村庄，40 多万人口，缺医少药，镇上只有一名中医，有一次，他爱人难产，求助于清河镇社会试验区负责人张鸿钧，张帮忙联系到协和医院做手术，结果母子平安。此事让张鸿钧深感农村亟待兴办助产事业，就找到杨崇瑞，希望能够一起做些事情。

　　杨经过多方奔走，得到许多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东城区名医金韵梅(1864～1934)的资助，于是杨决定派人到清河镇开辟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农村实习基地。

　　为什么金韵梅会为此事慷慨解囊呢?这可能与金的个人经历有关。

　　金韵梅是最早一位在美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会中文、英文、日文、法文、德文五种语言，在中、美、日三国都留下过闪光的足迹，曾被《纽约时报》盛赞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之一」，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

　　1906 年，西医出身的官员麦信坚针对中国传统接生婆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危害产妇和孩子健康的落后现状，建议袁世凯在天津开办北洋女医学堂。袁获悉金韵梅当时恰好在国内，便邀请她担任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并总管女医学堂。

　　据《纽约时报》的文章显示，在女医学堂筹办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电中国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他能为好友金韵梅提供帮助。

　　1907 年，袁世凯令天津海关拨银两万两，请金韵梅创办北洋女医学堂，该医学堂的创办，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意义的中国护士，也使京津地区的中国妇女率先接触到了先进的接生技术，但这些经过现代医学熏陶的精英女性于旧时代的偌大中国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金韵梅与杨崇瑞相遇时人生已近暮年，一生漂泊历尽风雨之后，看到风华正茂的杨正在身体力行自己当年未竟的事业，愿意鼎力相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根据调查研究，了解到清河镇产妇死于产褥热和新生儿死于破伤风的情况相当惊人，因此提出以推行新法接生和新法育儿为主要任务。

　　1933 年，清河镇乡村医院建立，如遇到难产，就需要打电话请学校派医生来帮助解决，有一次遇到一位横位难产的病人，作为校长的杨崇瑞亲自来到医院，立即为产妇做手术，产妇得救，母子平安，家人非常感激。

　　除了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校长这一职务而外，杨崇瑞当时仍在协和公共卫生科执教，同时又担任了卫生部妇婴卫生工作技术室简任计正，并被北平市卫生局借用任妇婴保健所所长，事务极其繁忙。

　　自 1928 年至 1937 年间，杨崇瑞协助创办国立助产学校两处(北平一处，南京一处)被聘为两个学校的校长，协助提高各省市私立助产学校 54 处，其中有十几所学校附设了产院，这些学校的负责人多是她的弟子——北平第一助产学校的毕业生。

　　在长期深入大众的工作中，杨崇瑞早在 30 年代就已预见到人口过快增长的严重性，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节育方针，并在东单煤渣胡同46号创办了节制生育技术指导门诊，在钱粮胡同保婴事务所建立节制生育门诊，为儿女众多、生育过密而经济又贫困的妇女服务。

　　她在助产学校的教材中，特别增加了节制生育的章节，对学生讲授节育的必要性及避孕的具体措施，助产学校本科生在毕业前，必须在节育门诊实习四次。

　　当时的节育方法只有以下几种：男用避孕套，女用阴道隔膜及阴道塞，安全期，体外排精。

　　杨崇瑞认为，节育的方法将为全世界分享文明幸福铺平道路，在人类生活中将会很好的证明这个发现比细菌引起疾病的那一发现更为重要。

　　这一见解在今天似乎已是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当年却是极具启发性甚至是充满争议的。

　　1936 年，女权主义先驱女性避孕倡导者山额夫人(Margaret Sanger，1879～1966)应邀来华讲学，杨崇瑞负责接待，并安排讲学时间，当天的演讲题目是《节制生育的各种措施及今后的展望》，现场听众竟有 1600 人之多，多为医疗卫生界的同仁。

　　孰料这一学术活动，竟引起当局的不安，部分所谓的正人君子直接指名道姓地在报纸上大肆攻击及谩骂，比如《世界日报》的报道中称山额夫人为反动医学人士，称杨崇瑞着奇装异服，宣传节育，居心叵测。

　　对于这些鼠目寸光的宵小之辈的聒噪，杨总是处之泰然，仍然积极宣传节育的主张，节育门诊也照常运行。

　　杨崇瑞何以会对提倡节育避孕有如此的热情，还是跟她多年来的工作有关。

　　她发现许多妇女因多产引起盆地肌肉、筋膜及子宫旁主韧带过度伸展或撕裂，致使子宫脱垂痛苦不堪，许多妇女因生育过多又不知如何避孕而极度苦恼。

　　以产院 1932 年所做的统计数字为例，生产胎次最多者竟达 15 次，生育年龄最小者仅 15 岁，最年长者还有 54 岁的……山额夫人走上倡导避孕节育的道路则与自己童年丧母的痛苦经历有关，她的母亲曾生育过 11 个孩子，因此她认为母亲的早逝肯定跟生育过多有关。流社会所不容的异端邪说，相比于杨崇瑞在旧中国的遭遇，山额夫人在美国的境遇实际上更为糟糕。

　　19 世纪末，正是美国保守势力回潮的时期，国会甚至通过法案禁止美国邮政系统邮寄避孕药和避孕装置。

　　进入 20 世纪以后，美国女权运动高涨，激进者要求争取婚姻平等，有权拒绝性和生育，山额夫人因为积极倡导女性避孕开设美国第一家避孕诊所而被美国警察两次抓捕投入监狱，罪名是违反了纽约州不许分发避孕信息的规定。

　　在美国妇女的不断斗争下，避孕才逐渐成为女性的合法选择。早在 1922 年时，山额夫人就到过中国，还曾与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一起在上海开办避孕诊所。

　　想到这些前辈们为了争取妇女的正当权益的而经历过的种种艰辛，就觉得活在今天的人们却还经常会因为不采取避孕手段以至意外怀孕，实在是愧对这个时代，愧对昔日女权先贤。

　　抱负走进现实

　　1937 年初，杨崇瑞受聘为国际联盟妇婴卫生组专家，奉派考察欧亚诸国的妇婴卫生状况及助产教育，足迹踏遍近 20 个国家。

　　七七事变发生后，杨崇瑞乃急奔归国，参加了林可胜组织领导的红十字医疗队，组建伤兵医院。随后参与组建贵阳医学院并任教妇产科，并在武昌又建立一所助产学校。

　　1938 年 5 月 20 日，宋美龄在庐山召开妇女谈话会，这是一次全国妇女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会议，杨崇瑞作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妇幼保健专家应邀前来参会，参加谈话会的其他名人还有邓颖超、李德全、雷洁琼等人。

　　1938 年 8 月，杨崇瑞又回到卫生署工作，在重庆筹划儿童保育院，在成都筹组保婴事务所三处，这期间编写了《妇婴卫生纲要》《妇婴卫生学》和《简易产科学》。1939 年底，杨崇瑞再次赴美考察妇婴卫生并进修妇产科，1942年归国后任卫生署实验院妇婴组主任。

　　杨崇瑞组织编写的《妇婴卫生刚要》

　　1944 年杨崇瑞在歌乐山中央卫生实验院妇婴卫生组时，通过心理卫生组负责人地下党员丁瓒先生把《妇婴卫生学》和《妇婴卫生纲要》两书秘密送往解放区，成为那里不可多得的卫生教材。

　　当时，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与杨崇瑞早在 30 年代的协和医学院就已相识，在沈其震的支持下，杨崇瑞的「妇婴卫生」理论在解放区也得到实践，如训练妇幼卫生干部、推广新法接生等。

　　从 1929 年的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创立起，到 1937 年日寇入侵，国内共创办了助产学校 54 处，毕业学生约 2000 余人，除正规学校教育之外，还训练了旧式接生婆 3268 人，主办主妇母职训练班 7 班，每班 15 人。除了这些工作而外，杨崇瑞还在自己的家乡兴都村庄筹办了一所小学，只招收村里的女孩入学。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不同时也招男生呢?因为村里原来的小学只收男生拒收女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杨崇瑞还在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组任副组长，周恩来通过卫生部长李德全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归国工作。

　　当她辞去薪资很高的国际组织高级职务从海外乘机抵香港时，国民党人员不准她出机场，她在同志的帮助下，假装购买了去台湾的机票，之后潜入了人民的保护之中，终于返回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与称赞，第三天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委托，担任了中央卫生部的第一任妇幼卫生局局长的职务。

　　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杨崇瑞逐渐意识到，现代医学知识只有依靠社会机构才能得以推广，必须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医学知识才能家喻户晓。

　　在新中国，杨崇瑞预见到她多年来的抱负将成为现实，到 1957 年时为止，正规助产士已有 35774 名，经改造的旧产婆和新培训的接生员已达 66 万人。

　　更为可贵的是，杨崇瑞的工作思路不止惠及了万千中国妇婴，也影响了世界。

　　早在 1932 年 2 月，国际联盟卫生专员就曾派人来中国参观国立第一助产学校。

　　兰安生之子詹姆斯·格兰特在 1991 年纪念杨崇瑞诞辰一百周年的致辞中提到：「墨西哥正在引进一种国家的培训制度(培训接生婆)，正是杨博士创立的。接生用的产包是杨崇瑞早年创造的，至今仍无很大改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提供了成千上万这样的产包，在哥本哈根儿童基金会供应中心，这些产包仍然是订货单上的热点。」

　　在医学事业之外，很多介绍杨的文章中没有提及的是，她还参与了保护母亲和儿童健康的立法工作，如《婚姻法》《劳动保护条例》《农业发展纲要》等有关妇女保护的立法。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极度贫困落后和军阀混战的 20 年代，在日本侵略中国的 30 年代，在蒋介石反共的 40 年代，杨崇瑞都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在妇幼保健及人口控制方面有所作为，除了她高远的见识，坚忍不拔的意志而外，想必也同她个人极大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翻阅《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这本小册子，大量弟子好友的回忆文章以各种丰满的细节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最让我震撼和惊诧的一个例证是，于詠秋回忆道，记得我们的大教室李有一架宝贵的骨骼标本，因为当时女性骨骼标本是花钱买不到的，有人告诉我她生前是老校长的一位外国朋友，因为敬佩她无私创业的精神，遗嘱逝世后把自己的骨骼送给她作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学习用的标本。

　　还有一个让我感动又忍俊不禁的例子，李慎回忆说，自己在到卫生部妇幼司工作时，杨司长已年逾花甲，但她每日在早 8 点之前都准时到岗，除了冬季，她总开着门，端坐在桌前，她并不抬头去注视那些必须从她门前经过的迟到的工作人员，而只是用自己的模范行为感染着人们。

　　而今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已降低至 18.3/10 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已降至 8.4‰，与最发达的国家已相差无几，杨博士若在天堂有灵，眼见自己的徒子徒孙们在自己开创的事业上已经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亦应含笑。

　　几年前我在写塞麦尔维斯的故事时，就曾有读者问我，在中国是谁推广了新法接生预防了产褥热呢?我当时含糊地回答说，新中国成立了，各项事业都会发展进步，现在，本文的读者应该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了。

　　临近文章的结束，我们也有必要了解一下她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所经历的重大挫折，她一直主张的节育工作在反右时期终于遭到了批判，说她实行的是「三马主义」即「贩卖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拥护鼓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反对马列主义的生育观。」

　　而后，她便被调离了妇幼卫生局的岗位，直到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的错案才得到了纠正。不过，即使在 1957 年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占据她身心的还是妇幼保健与助产教育事业和我国无数母亲儿童的健康与未来。

　　杨崇瑞在绝大多数工作时期担任的都是收入颇丰的工作，可她却孑然一身，毕生过着廉洁克己的简朴生活，粗茶淡饭，布衣皂鞋，可她攒下的钱都哪去了呢?

　　原来，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毕业生分配时，多经由她周密计划，尽可能分布全国各地，都是由她掏腰包安排路费和事业的开办费，比如唐棣去湖南浏阳的农村开展妇幼工作时，杨崇瑞就从自己的存款中取出了一年的薪资予以资助。

　　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还把结余下来的六万九千元、几千美金和积累了数十年的珍贵的外文书籍杂志献给了国家。

　　曾有记者冒昧地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她笑着回答说：「我和妇幼事业结了婚，全中国的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在她的自传中，我没有看到她关于自己宗教信仰的记述，只提及了在协和女医学院学习期间的课外活动是宗教性的，纵观她一生的所作所为，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她为了理想和事业的那份圣徒般的坚韧和虔诚。

　　马克思在 1835 年曾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段话，可算杨崇瑞这位伟大女性传奇一生的精准注脚。(策划：gyouza)

　　原标题：这名协和女医生终身未婚：全中国儿童都是我的孩子 | 女性的医学力量

　　作者李清晨，70 后，黑龙江人，外科医生，业余科普作家，代表作《心外传奇》《医生爸爸的365夜》纪录片《手术两百年》(文学底本&联合编剧)。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参考文献：1.崔润生.杨校长与清河镇实习基地的创办[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49-522.吴阶平 编.中国现代医学家传(第二卷)[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22-293.哈恩忠.近代第一位女留学生金韵梅[J].中国档案,2015(03):74-75.4.王勇.中国现代助产教育的奠基:杨崇瑞与北平国立第一助产学校(特约)[J].天津护理,2014,22(06):484-487.5.杨崇瑞.我的自传[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143-1536.左奇,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中国妇幼卫生事业的开拓者[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10，14，54，977.郭晔旻.杨崇瑞:“我和妇幼卫生事业结了婚”[J].同舟共进,2021(01):31-34.8.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藏：杨崇瑞档案，第6页9.索尔.本尼森,张大庆.兰安生自传[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34(04):502-517+549.10.杨崇瑞.产科教育计划[J].中华医学杂志，第40卷第5期11.左奇.光彩照人的杰出女性[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1-312.雷洁琼.怀念杨崇瑞医师[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36-3913.伊凡(译).山额夫人及其节育运动[J].中华医学杂志, 1936,22(06) : 478-48414.雷之芳.我国计划生育的拓荒者[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15-1915.傅惠.最早在我国举行的一次国际节育技术交流活动[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94-9516.沈其震.中华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杨崇瑞[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94-9517.于詠秋.桃李满天下[A].严仁英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12118.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二)[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19,10(06):1-7.19.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2019)(一)[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19,10(05):1-8.20.王瀛培.“旧中国”经验与“新中国”道路:杨崇瑞和中国妇幼卫生理论与实践的起源[J].妇女研究论丛,2018(06):80-95+121.21.李慎.具有竹子般性格的人[A].严仁英 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67-7022.唐棣.杨崇瑞与浏阳的妇幼卫生工作[A].严仁英 编.杨崇瑞博士诞辰百年纪念[M].北京: 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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