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官至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从官方履历显示，于鲁明，1961年12月生，北京人，1983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医学院分院精神病专业毕业，医学学士，还是一名主任医师。从“专业本位”看，这是一个有着比较优秀的临床专业技术背景的人。而从“官本位”看，他的第一个领导职务是精神病医院院长，同时也拥有某县卫生局副局长、政协副主席等官衔，并从此逐渐晋升到某直辖市的卫健委主任，直到市政协副主席止。

如果抽象出于鲁明这个具体的人，而往溯先前的医疗行业贪腐科主任、院长和卫生行政领域的官员，可以发现：单纯的预防医疗腐败的环境建设，还不足以预防一个个“于道明”的发生，而只有医疗卫生管理者的职业化素养训练同步，造就一个金刚不坏之身的医院职业化管理者，才有可能从阴阳两个方面来预防医疗专业化管理过程中发生腐败。

为什么医疗行业的“官本位”机制会助长腐败呢？这源于医院院长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实行的是选拔制，而非专业化和职业化培养机制。选拔制走的是学科带头人的模式，授予相应的管理权，依靠权威来做管理。这样选拔出来的管理者，专业上优秀，权力巨大，然而并没有经过管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训练，他们是否热衷于自己的专业与职业，并不确定。而这样就不太可能有规范的专业操作和牢靠的职业操守，在权利诱惑面前，有时就难以抵挡。

医院管理和卫生管理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机制应该形同于临床医生和护士的培养。但卫生管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建立起来的，虽然有些医学院校把他当作一个专业职业来设置，但也有的大学却把卫生管理当作一个研究型的专业，譬如只开设研究生培养层次，而废弃本科培养层次。从专业化与职业化角度，专科和本科招生设置是立足于专业化与职业化，而研究生培养制度，本质是是基于研究型的专业化人才。当然医院管理者也必须有研究型的思维，但卫生管理作为一个职业设置，需要有一般专业化人才、终生职业化人才和高端研究型管理人才。

医疗管理的职业化，应该是从专业基础教育阶段就应当考虑的一种教育。就像培养医师、护士职业那样，培养医院管理师，把卫生管理不仅仅作为一个医疗卫生专业，也看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业，因为以医院管理为主要的卫生管理职业者是去服务临床医生和护士为主体的全体医务工作者的，如果医院管理者不能按照医院管理师的职业标准来训练自己，那与医师、护师、临床技师是无法相匹配的，也就无法适应管理医学的时代。

特别是每个职业都有严格的职业操守，就像会计师、律师职业，虽然也有腐败个案发生，但像医疗行业这样的腐败案，还是个别的，不是大量的。医师、护士虽然也实行了职业化管理，但由于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实行的是专业化管理，职业化程度并不高，特别是受官本位思维与机制的影响，权利与责任相比，重权利轻责任，权利思维过重；而专业与职业相比，专业思维过重，职业思维不足。任何一个专业可以用来谋私，而每个职业只是用于谋生而不可能用来谋私。

相信于鲁明的个人经历中缺乏初始的职业化和继续职业化的训练，如果单纯从政治素养上来说，培训肯定是有的，但这只是职业训练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政治上他是一个从民主党派成为中共党员的“双料”党员，但恰恰成为一个伪君子的双面人，一面代表着政府行使公义，一方面利用权力违法乱纪谋取私利。这在职业化领域属于败类，而不可能成为在卫生行业高位上领导行业的精英。

进入新时代，医院管理一直在强调两个重点，精细化运营与职业化管理，这两者都需要让管理者成为一个优秀的医院管理师。医院管理师虽然没有纳入国家资格考试，但社会岗位能力认证培训一定会获得高度认可。因为医疗的市场现实存在，公立医院恢复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优秀的院长必然是职业化的；社会办医院要越办越好，投资与管理的分离也将成为必然，医院院长的相互岗位交换就更是常态。医院院长也能成为一个终生的职业，医院与院长也可以成为相互合作的法人与社会人关系。也就是说，医院管理师是成就医院职业化院长的前提与基础，一个没有获得医院管理师岗位能力认证与提升的人，做终生职业化院长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于鲁民的违法违纪案的发生，不会是最后一个贪腐案，只要医院职业化管理的机制未普遍建立，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于鲁民”还会“前腐后继”。未来想成为科主任甚至是院长的人们，不妨先参加医院管理师岗位能力认证培训，打好扎实的医院职业化管理基础，提升医院职业化管理素养，从而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做一世清明廉洁的优秀医院管理者，以无愧于医院管理师的响亮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