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提示：去年发布的中央医改《意见》向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强调：“探索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这是《意见》最大的亮点之一。不过该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会有弊。利是该政策能有效防止医共体（即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过度医疗和骗保行为；而弊可能会促使医共体通过“过度节约”（即为患者该花的钱医共体也不舍得花）方式获得更多的“结余留用”费用，导致参保人（即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的医疗健康服务质量严重缩水。也许有人说，《意见》中不是提出了“加强监督考核”措施吗？不过实践已证明该措施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对医院的过度医疗行为的“监督考核”从未放松过，然而医院的过度医疗行为也从未停止过。如果防止医共体的“过度节约”行为同样仅仅依赖“监督考核”，其效果同样不会理想。所以防止医共体“过度节约”还必须有另一项措施：允许参保人如对已签约的医共体的服务质量不满意，可以在签约期满后有另选其它医共体签约的权力。只有建立这种制衡机制，才是防止医共体“过度节约”的最关键，也是简单和最有效的配套措施。可是在我国现已组建的3000多家医共体中，普遍不让参保人对医共体签约有选择权，因而建议当地政府在落实本次中央医改《意见》时，不要忘记出台该配套制衡措施。如果因有些小县的医疗条件差，一个县仅能建一家县域医共体，参保人别无选择，那可由当地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整合多个邻县的医疗资源，甚至可以将县域医共体上升为市域医共体。这样，当地就可以有多家医共体供参保人签约选择了。

我国新冠疫情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指挥下，在全国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部队指战员、以及各级党政组织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得到了最有效的控制。在此十分感谢并永远牢记在抗击新冠战“疫”中作出杰出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和烈士们！

目前新冠疫情虽然在我国已接近尾声，可是在国外却开始大爆发。当疫情在国内外爆发后，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对生命和健康必将更加珍惜，对防病与治病必将更加重视。如何才能把我国的防病与治病工作做得更好，从而更好的保障我国14亿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正是这段时间大家所非常关心，也在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段时间笔者收到了不少业界和学界的同仁和朋友转来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似乎听到一种更为普遍的声音：反对中国医改市场化。发出这种声音的不仅有专家学者，也有普通民众。笔者也赞成反对市场化，但反对的只是简单的市场化，而不是所有的市场化。如果只是简单的反对市场化，中国医改同样不会有好的结果。

中国今后的医改路在何方？正好3月5号新华社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为我国新冠疫情发生后的医改指明了大方向。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同样也是中国的难题。在我国20多年的医改历程中，中央发过不少文件，别指望一份中央文件就能把全国所有医改难题都解决。虽然在业界和实际工作中，可以由中央发文统一；可是在学界和思想认识上是无法由中央发文统一的，因而“中国医改路在何方？”一直争议不休，而且还会继续争论下去。我国的医改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仍需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这是笔者第三次以“中国医改路在何方？”为题发表的文章（前两次请见附件）。笔者觉得还有必要再次将我国业界和学界已有的医改思路和方法进行归纳整理，并进行利弊分析，供业界和学界的领导、老师和朋友们在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时参考，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

笔者将我国已有的医改思路和方法归纳为以下四种模式：

一、完全的行政化模式

该模式是早就有专家在力推的国家医疗制度。该模式主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均由政府建立，所有费用筹集和开支均由政府承担；医务人员由政府免费培养，其工资完全由政府提供（均享受类似公务员待遇）；药品等物资由政府统一定价、采购和配送；全民享受免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人也将此称为政府包办包养模式。

该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医疗卫生机构有稳定的经费来源，医务人员也有稳定的工资收入，那么医生用不着通过“做量”（即滥用药、滥检查和小病大治）创收，也用不着与患者合谋去“打骗保的人民战争”。这样，就能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减轻患者的看病负担。

不过该模式也有明显缺陷。由于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均由政府包办包养，没有生存压力同样也会普遍缺少工作动力。在过去计划体制下的其它服务行业（如国营商店和政府招待所等），因具有根本无法克服的“铁饭碗”和“大锅饭”机制以及官僚主义作风导致效率低下的弊端，在计划体制下的医疗服务行业同样无法避免。由于效率低下，也许国人的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而看病难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被有的专家极力推崇的英国国家医疗制度，其实其门诊是“私立诊所+门诊按人头付费”模式，因效率很高，也深得患者好评；可是其住院和手术才是由政府包办包养的公立医院模式。由于是政府包办包养，所以效率很低，住院和手术需要漫长等待时间。有资料显示，英国批准患者住院和手术的等待时间，有半数患者超过2个半月，有5%的患者超过7个月。漫长等待迫使许多患者只好花高价到私立医院住院和手术，还有不少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生遗憾。

如果在我国也采用完全行政化的政府包办包养模式，那些在职有权的极少数人，看病肯定不贵也不难；而广大普通老百姓（也包括已离职无权的政府官员）看病必定更难。为了能及时看得上病住得上院，还得找关系花钱请客送礼，那么看病也未必不贵。

有人认为，由于医疗行业关系到人民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所以医疗行业必须完全由政府来主导。不过也有人认为，人生病有时可以一个星期不吃药，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一个星期不吃饭，可见吃饭比吃药还要重要。可是从未看到有人建议：为了确保人人有饭吃，国家应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包括重建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等）；也从未看到有人建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国家应重建国有食品生产和加工企业。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物价更稳定，食品也更安全，但效率低下，食品供应短缺，都不想再回到连买几块豆腐都得凭票排队购买的年代。如果一旦医疗服务行业实行国有化，其服务供应短缺的滋味同样会不好受。

还有人认为，公立医疗体系更有利于应对非典和新冠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而建议国家改变现有限制公立医院发展规模的政策，甚至主张全国建立单一的公立医疗体系。但也有人认为，为了应对短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在全国长期保留一个庞大的公立医疗系统是很不合算的。因为在灾情突发的非常时期，个人可以不计报酬，国家也可以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可是在平常时期的任何行业，个人不能没有经济激励，国家也不能不考虑成本和效率。为了应对突发地震和水患灾害，确保能及时向灾民提供居住、保暖和饮食等生活物资，是否也需要在全国各地重新恢复一批具有无法克服“大锅饭”机制的国有建筑企业和国有粮棉生产加工企业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更科学的做法应当是：国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当灾害突然来临时，通过强制购买方式，迅速调动全社会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公立和国有单位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更有效和更持久的应对传染病、地震和水患等自然灾害。

二、半行政化半市场化模式

该模式是我国正在实行的医改模式，至今已实行了20多年。相信在本次疫情后，国家会借助贯彻落实《意见》的契机，对该模式的一些不合适做法逐步进行调整。

我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该行业要比商业和饮食等其它服务行业转型要慢得多。其它服务行业早已完全转型，而只有医疗行业现仍处于半行政化和半市场化的转型过渡阶段。

该模式的半行政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我国的医疗行业一直是由政府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所垄断，其规模和床位数至今仍远超非公立医疗机构。

2.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基本上由政府包办包养（包括硬件和软件投资），大多数县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基本建设和医疗设施也基本上由政府投资。

3.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领导由政府任命；医务人员具有事业单位编制身份，人员流动均需政府相关部门批准，不少地方的公立医疗机构连招聘一个合同工也要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在编人员与编外人员的待遇相差悬殊。

4.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药品等物资实行统一招标采购，对药品和耗材的使用价格通过“零差率”实行严格管制，对“药占比”和“耗占比”实行严格限制。

5.全国现已组建了大量的公立医共体，有不少地方的医共体还是一家独大，由政府垄断经营，极少见到有非公立医共体的身影。

6.全国已有的公立医共体均由政府通过“拉郎配”方式组建，政府对参保人（居民和职工）选择医共体签约权实行严格限制：即使参保人所签约的医共体服务质量再差，再不满意，在签约期满后参保人也不能另选其它医共体签约。

由上可知，如果说我国的医疗行业已完全实行市场化是不客观的。

该模式的半市场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县级以上的公立医疗机构需要通过为患者服务获得收益来弥补政府的投资不足。

2.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医，已出台不少政策要求民营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3.政府有大量资金投给需方（为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购买医疗保险），供方（包括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需要通过市场竞争，从需方获得政府和个人的医保投资来获得经济收益。

由上可知，如果说我国现在的医疗行业是一个完全的行政化模式也是不客观的。

该模式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让全国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获得一定水平的医疗保障；其次，通过实行医保托底的方式让贫困弱势群体不因经济困难而病无所医；尤其，在这次防控新冠疫情中，完全免费的医保政策让新冠病人全部获得救治的机会，为战胜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这种半行政化半市场化模式有点像当年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机制转型过渡时期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因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同时双轨制也会带来某些严重弊端。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导致医疗行业的腐败屡禁不止。由于一方面公职人员（包括政府官员和公立医院管理者）手中握有大量资源分配权，另一方面又具有开放的医疗市场环境，所以权力寻租在所难免。当年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价格双轨制催生出许多“官倒”；如今我国医疗行业的双轨制同样在基本建设、设备购置，以及药品招标、采购、使用和定价等环节催生出政府部门的“塌方式腐败”、公立医院的“双百院长”和全市公立医院的“全军覆没”等一系列权钱交易腐败案。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宿迁市为了能顺利拿到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每年仅给公立医院的共计6.9亿元卫生专项转移支付款（此款如当地没有公立医院是一分钱得不到的），不得不花18亿元于2013年开始重建该市第一家公立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曾为“宿迁医改”操盘手并一直任该市卫生局局长的葛志健，当成为该医院筹建小组组长后，同样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因收受巨额贿赂被判刑十年半。宿迁仅建一家公立医院就如此腐败，假如该市再将已改制为民营医疗机构全由政府重新回购，其腐败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二是导致公立医疗机构无所适从。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县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一方面必须通过从医疗市场中创收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名目繁多的行政管制措施：从限制“药占比”再扩大到限制“耗占比”；从实行药品“零差率”再扩大到实行耗材“零差率”；在实行“零差率”后政府财政补贴又不能到位，其它方面的利润又十分有限，因而医院不得不将创收重点转向检查。可是检查过多又会被患者不信任甚至抵制，从而加剧医患矛盾。面对这些矛盾医院不知所措。

三是导致社会办医无法做大做强。多年来，虽然政府给予了社会办医不少鼓励政策，可是一些关键政策根本没有真正落地。目前社会办医依然面临着两大无法逾越的障碍：一是优质人才资源基本上都集中在公立医院，由于都有“单位人”身份，很难自由流动。缺少人才，社会医疗机构何谈做大做强。二是近年来，农村和城市都在组建医共体和紧密型医疗集团（其实也是医共体），现已组建了3000多家公立县域医共体。可是当地政府都不允许参保人有选择医共体签约的自由，现已签约的人群都已集中在公立医共体，而且无法流动，那么社会力量要办医共体，其签约人群资源又从何而来？没有签约人群资源，社会医疗机构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公立医院通过组建医共体的方式变相“跑马圈地”。常言道：“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如果政府都用行政手段将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都建成了医共体，剩下的社会医疗机构不用说做大做强，最终甚至生存的希望都很渺茫。

四是导致医疗服务成为民众吐槽最多的行业。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其它行业的转型很快，因而民众的幸福获得感也很明显；而只有医疗服务行业转型最慢，民众不仅缺少幸福获得感，甚至成为吐槽最多的行业。多年来，尤其是最近有不少吐槽我国医改现状的微信视频在网上疯狂转发，而且转发的大多数是普通民众。导致民众对我国医改现状不满的主要原因，应当正是这种半行政化和半市场化的模式。因为该模式将其行政化的低效率和市场化的逐利性的两种负面叠加效应，导致民众的就医不良感受成倍放大。

三、普通的市场化模式

学界有不少专家呼吁建立完全像其它服务行业一样的，去行政化的市场化医改模式。该模式主张政府财政集中投需方（即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而所有供方（包括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均通过为需方提供服务获得健康保险费用生存和发展。需方按一定比例少量付费，对特困人群由政府实行医疗救助。所有医疗机构均为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公立医疗机构与非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完全相同的政策待遇公平竞争。政府承担健康保险的筹资和投资，并承担“三医”（医保、医疗和医药）质量监管。

该模式的优点是，因减少了政府的行政干预，给予了所有医疗机构的经营自主权，充分激发医疗机构的活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医疗服务行业与其它服务行业相比有以下两个特殊性：

第一个特殊性是：其它服务行业都是需方（即消费者）点菜，由需方买单（即“自己点菜由自己买单”，也称“由点菜者自己买单”）；而医疗服务行业却是供方（即医疗机构）点菜，由需方（即政府和患者）买单（即“自己点菜由别人买单”）。由于是“自己点菜由别人买单”，必然会导致药品市场的经济规律失灵（任何行业的商品如果是“自己点菜由别人买单”其市场经济规律都会失灵）：更有可能质次价高的药更有市场，而质优价廉的药反而不好卖。由于是“自己点菜由别人买单”，那么供方为了“回扣”，更有可能“只选贵的，不选对的”。

第二个特殊性是：其它服务行业很少有保险介入，而医疗服务行业却有保险介入（即医疗保险，也有人建议将医疗保险提升为健康保险）。因而该行业还是一个具有“张三（医生）和李四（患者）共花王五（医保经办机构）的钱，不花白不花”的第三方付费机制的行业。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有上述两个特殊性，那么其市场风险肯定会比其它普通服务行业的市场风险要大很多。如果这种特殊的市场仍然只是采用普通的市场运作方式，那么医疗市场中的不端行为完全无法避免。这主要表现在：

1.由于医疗行业具有“自己点菜由别人买单，不点白不点”的特殊机制，必然会导致不少莆田系等民营医疗机构通过欺骗甚至伤害患者的方式从中牟利；同样也会导致不少公立医疗机构通过过度服务（包括滥用药和滥检查等）方式从中牟利。

2.由于医疗行业还具有“张三和李四共花王五的钱，不花白不花”的另一个特殊机制，必然会导致不少公立医疗机构，尤其是民营医疗机构，单独或与患者合谋造假骗保的方式从中牟利。

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医疗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只是采用像其它服务行业一样的普通的市场化运作模式，那么莆田系等民营医疗机构和部分公立医疗机构的过度医疗和造假骗保等伤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将永远无法改变。

四、特殊的市场化模式

该模式是根据“413”健康保障理论，并汲取我国近20多年来半行政化半市场化模式的经验与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日前发布的《意见》也许能更好的促进该模式在全国顺利实行。

该模式反对计划体制下政府包办包养的低效率做法，同时也不赞成采用简单的市场化运作方式，主张在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针对医疗市场的特殊性，采取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措施是：

1.在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即建立紧密型综合性医疗集团，也称紧密型医联体或称医共体）的基础上，实行门诊、住院和预防保健按人头付费（该措施以下简称“医共体+健保按头付费）。

2.必须允许参保人有选择医共体签约的自主权，切实排除医疗人才自由流动的政策障碍。

3.积极支持既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又有强大经济实力并有发达的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力量（如阿里和腾讯等企业巨头）参与全国连锁医共体建设（也可理解为是《意见》中提出的医保“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的优势。

4.国家有关部门联合相关组织（如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等），借鉴淘宝和京东等购物网站的做法，建立所有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信用查询系统和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5.在通过市场良性竞争，大幅度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在不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逐步实行全民免费医疗。

上述措施简单的说就是：在全国推行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 + 去行政化 + 全民免费医疗（也可将此称为“四合一”医共体模式）。

提出该模式的理由是：

第一，该模式的绝大多数措施与中央《意见》的基本精神完全相符。如《意见》再次强调：“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加快发展社会办医”、“互联网+医疗”；《意见》还进一步明确：“推进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法人治理，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尤其是进一步要求：“探索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总额付费，加强监督考核，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该要求可理解为“医共体+健保按人头付费”）。

第二，“医共体 +健保按人头付费”与享誉全球的“凯撒医疗集团+保费自负盈亏”做法基本相同。其意义在于彻底改变医疗机构的运作机制：由原来的“自己点菜由别人买单”转变为“由点菜者自己买单”；由原来的希望参保人“多生病、多看病、多用药和多做检查”，转变为希望参保人“少生病、少看病、少用药和少做检查”，从而自觉重视医疗效果，自觉做好预防保健工作，自觉将“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

于2015年开始试点的深圳罗湖医共体模式和安徽天长医共体模式，其核心做法正是“医共体+健保按人头付费”（当地有人将“按人头付费”称为“按人头总额预付”，这次《意见》称“总额付费”，2009年的国家新医改方案是称“按人头付费”）。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经过多年试点均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最有效的克服了过度医疗，大幅度降低了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而且充分调动医共体做好预防保健工作的积极性。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与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做法基本同样的安徽阜阳等医共体，充分利用其体制和机制优势，在积极做好治病工作的同时，更自觉更有效的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第三，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因而于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号召在全国推广该模式。全国现已组建了数千多家县域医共体（即农村医共体）。城市紧密型医联体（其实就是城市医共体）也正在逐步推进中。然而，十分遗憾的是，在全国新建的数千家医共体中，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出来，民众的获得感并不明显。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并非是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自身有问题，而只是这些地方的操作方法不当：过度行政化。过度行政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这些医共体都是由当地政府通过“拉郎配”方式组建，医共体的成员单位“同床异梦”，联体并不联心，缺少凝聚力和战斗力。如果是按照中央《意见》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通过建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医疗机构采用“自由恋爱”的方式，选择具有不同优势，更适合自己的对象“抱团取暖”，以便共同应对外来的市场竞争压力。这种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组建的医共体，肯定比采用行政手段组建的医共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强得多。

2.这些医共体除了限制参保人有选择医共体签约的权力外，而且有不少地方的医共体还是一家独大。像这样的医共体就不会有优胜劣汰。没有优胜劣汰，医共体就不会有提升自己服务质量的压力和动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绝大多数地方的医共体早已实行了《意见》中的“总额付费”和“结余留用”政策，如果没有准许参保人有选择医共体签约自由的措施制约，那么医共体为了能获得更多的“结余留用”费用，就必然会“过度节约”（即给患者该花的钱医共体也不愿花），这样，参保人在医共体的医疗健康服务质量必将大幅度缩水。也许有人说，可以对医共体加强“监督考核”。可是长期以来，对医院的过度医疗的“监督考核”措施政府从未缺少过。可是结果：医院的“过度医疗”依然久禁不止。所以，让参保人有选择医共体签约的自由，才是防止医共体“过度节约”的最关键、也是最简单和最有效的制衡措施。也许有人担心，让参保人有选择医共体签约的权力，在具体操作上会有困难。笔者就此问题曾多次在多个专业微信群中，与专家们进行深入讨论。讨论结果：只要政府部门愿意放权，操作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3.虽然国家发文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牵头办医共体，而且像阿里和腾讯等社会力量既不缺资金，也不缺管理技术，可是由于它们目前同样面临着既缺医疗人才资源，又缺签约人群资源的两大窘境 ，致使它们在全国创建医共体的热潮中只能做旁观者，同样只能眼看着公立医院借建医共体之机在变相“跑马圈地”。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鲶鱼效应发挥不了作用，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的公立医共体哪来的前进动力，那么参保人的获得感也就无从谈起。

在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患者的线上咨询和就诊发挥了明显优势。如果像阿里和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能顺利获得医疗人才和签约人群两个资源，它们就能在通过建连锁医共体的方式，在全国迅速建立起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便、优质、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系统。

第四，为何有不少医疗机构，尤其是莆田系等医疗机构的不端医疗行为屡禁不止，患者屡屡上当受骗，关键是患者缺少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充分了解。去年中国非公立机构协会通知全国的社会医疗机构按《社会办医服务承诺书》的要求在网上表态。笔者觉得这种做法的实际意义不大。对于患者而言，需要看到的并不是这些机构及其人员是如何说的，关键是要知道他们实际上一直是如何做的。所以更有必要借鉴淘宝等购物网站建立商家信用查询系统和消费者对商家的评价系统的经验做法，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相关的全国性社会组织（如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等）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全国医疗机构（包括公立和非公立）及其人员的信用查询系统和患者在接受服务后的评价系统。该系统必须是实名注册才能进入。如果有人以患者名义进行恶意诽谤，一经查实，严厉处罚。这种做法肯定比只是签个《承诺书》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五，如果通过建立新机制，实行开源与节流，就能大幅度提高全国医疗和医保资源的利用效率，完全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情况下，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开源与节流措施包括：

1.政府财政将“撒胡椒面”式的“供需兼投”改为“集中投需方”；

2.取消医保个人账户，将医保资金集中用于社会统筹；

3.通过建立“让点菜者自己买单”机制，最有效遏制医共体的“八非现象”（非合理用药、非合理检查、非合理诊疗、非合理手术、非合理住院、非合理医药采购、非法骗保、非法接受医药回扣）；

4.通过建立“让点菜者自己买单”机制，让医共体自觉做预防保健工作，让参保人少生病、少看病、少花医保费；

5.通过鼓励阿里和腾讯等巨头建线上与线下紧密结合的全国连锁医共体，减少患者的转诊转院成本。

通过上述5项措施，预计可以将全国医保资金的利用效率翻番，即便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应当没有问题。为了降低免费医疗所带来的风险，开始可以实行基本免费（将医保报销比例上升到90-95%），并实行看病个人付费封顶（即患者的医疗费用超过一定金额后个人不再付费）。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有利必有弊。该模式的弊端是：因其医疗机构的组织形式是以医疗集团为主，因其规模大，管理难度也更大，对管理人员和管理手段的要求也就更高，所以需要有更多和更专业的医疗管理人才和更先进的现代化信息技术。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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