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有传染病患者一样，似乎自生病那天起，他们就被自动隔离至非正常人群之中并加以非议。尤其，与性传播挂钩的HIV病毒，更能引起无知者的恐慌，与恐慌者的歧视。

三个月前，《一条》采访了一位来自清华的HIV感染者，制作了关于他17年来没有工作、拾荒生活的视频，引发舆论热议。然而，视频当天就遭到删除封禁，因为通篇HIV相关信息及感染者生活实录都不够“正常”。于是，现在网络上对视频主人公的印象只余下艾滋病、滥交、纸醉金迷、道德败坏……

一些相关微博的热门评论写到，“我感觉得HIV基本上都是滥交”“我不歧视，但是我会打怵和他恋爱，万一自己被感染了呢？”“我怕死，我会保持距离”。和一位前医学生交流，我告诉她我要去实地去采访和了解HIV感染者，只有置身其中，才可能多一层共情。她迟疑了一下。我想，她可能是在思考还要不要让我进她家的大门，或者我进门前要消毒几次。

因此，笔者通过采访一些HIV感染者及医务工作者，试图从医患双方的视角去了解艾滋病，倾听“他们”与“他们”的心声，探索公众未知的角落。

阿亮感染已经六年了。从被对象感染开始，生活就脱离了原有的轨道，工作要重新来过，城市要重新选择，对现状无可奈何，但感染多年，心情也渐渐平复。这些年久病成医，和病友交流，观察社会的变化，阿亮说，“中国有9000万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连他们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更何谈我们这种病人，歧视只会更严重”。

这几年他看病遇到各式各样的医务工作者，并不是说非黑即白，只不过当他说出，“我是感染者”时，每个人的表现各异，有工作在感染医院主任级别的非感染专科医生在他说出他是HIV感染者时，立即起身去洗手台，用酒精反复洗了五次手；也有在他询问HIV的药物是否与其他的药物冲突时，仔细的在医疗系统中查看两种之间是否具有互斥性，并仔细为他解答的医生。

对感染者来说，人生并非一体两面，医生也并非都带着神圣的光环，阿亮在访谈中也积极的给我科普面不同的问题时要如何解决，告诉我们这些局外人要多面的看待他们这些感染者，深渊在向后退，而他在抗争和自救，积极的适应现在的生活。

去年，小九成为了病友圈的成员之一，他站在公交上得知自己被感染了HIV，不断地和医生说，“我不可能是的”，而后崩溃大哭。即便心理的不安在无限的放大，但是没有确定之前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但是真的确诊了，角色一时间难以转换，最后的心理防线被击碎，甚至于最开始小九就问医生，“如果我不吃药，还能活多久”。

安宇一直很注意安全防护，会定期去体检和检测，这一次他其实有所怀疑，但对方一直强调自己的部队身份，让安宇卸下担忧，可还是中招了。安宇生活的县城很小，他去疾控中心问，到底是谁骗了他，但疾控那边本着保密的原则只说，“我们大概知道是谁了，但是不能告诉你”，第一次阻断的时候他哭了，现在真的确诊了，他麻木了。

柏雷说，这是他唯一一次和要好的同学去酒吧，结果被一杯不知名的酒灌晕晕乎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面询问同学，他说，“他出去玩了，什么都不知道”。但实习的时候总感到不舒服，开始医生说就是扁桃体发炎，但后面淋巴肿大，去做了检测，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一切就像噩梦，突然间不知道自己的职业生涯是不是要断送了，也不知道该朝着什么方向走。

思斌一直都知道他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结果早晚会到来，但是当他真的面临身份从健康人向感染者转换的时候，他迟疑了。从确诊到现在两个月过去了，他还是不太能接受了感染的事实，他试图通过点击“不感兴趣”，脱离算法的控制，也尽量不与圈子里的人接触，因为不去触碰这件事情，就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远离了他们就像是远离了疾病。

护士佳佳告诉我，他们感染科重症监护室住着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她被丈夫感染，丈夫偷偷吃药，病情稳定，而妻子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最后病情恶化，家属也放弃了治疗。而这并非个例，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最新数据，全球每周大约有5000名15-24岁的年轻女孩感染艾滋病病毒。同时有超过1/3的女性经历过亲密伴侣或非伴侣的暴力、性暴力。此外，在3770万的感染者中，有170万是0——14岁的儿童，即便感染率逐渐下降，也从不在少数。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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