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遍，防止抑郁”——我们早已对这个梗见怪不怪，以此命名的搞笑短视频，也在B站、知乎等平台屡见不鲜。抑郁，早已成为网络流行语。“人均抑郁症”、“网抑云音乐”、“又emo了”……总之，这个话题永远不缺热度。

从高三到大三的四年间，有好几次，慕云因抑郁症带来的问题而崩溃，几次游走在死亡边缘，却一直没有去看病。一方面是他太缺钱了——生在福建周边地带的棚户区中，家中生计全靠农民工父亲支撑，学费凑不齐是常有的事，哪会有闲钱去关注心理健康。另一方面，更重要问题在于，他不想面对自己的抑郁症，“这是件不能宣之于口的事”。确诊后万一被人知道，一传十、十传百，被人指指点点，或被愈发古板的父亲知道，慕云不敢想象这后果。

他这种不自觉的病耻感，在抑郁症人群中很常见。患者们认为，心理障碍和“神经病”多少有一些不清不楚的联系，而被人用异样眼光对待不是什么好事。

这种选择，在慕云生长的那片地方，是再正常不过的情况。大人和小孩们，无不默默执行着这种生存仪式，并在成年后，对逝去的亲人缄口不言。但不说，不代表没有创伤。“人是有限的，人没有能力拯救别人。”——这是慕云眼看着母亲失去命运后，被迫习得的思维，这种消极感时常在他脑中萦绕。他自己也知道，抑郁症与此大有联系。

慕云的抑郁迹象从高二开始显现，某个时间段起，他突然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听不进课，学习时也无法集中注意力。这时，他尝试过自救。先是在网络上搜索、查找，接触到抑郁症相关的消息后，慕云加入了几个抑郁症患者交流群。

一片空白大脑里，前晚预备好的言语，都在焦虑中失去了声音，最终只有一句嗫嚅似的“我是来看抑郁症的……”，很快被医生的“哦、多久了”以及“怎么才来”打断。

没有和他多说，医生直接问慕云开药与否、开多少。慕云闻言，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毕竟自己只是做了份网络上人尽皆知的量表——于是试探性地问道，不用再做其他检查了吗？医生反问道：“你觉得这还需要检查？”

Sarah就读美国某大学，从初中开始，她就出现明显的抑郁症状，直到大学仍未就诊。她表示，先前没有去看病，此后短期内也不会考虑寻求医疗帮助。

低年级时，孩子们会伪造偷窃事件，将罪名安插在她的头上，告诉老师或者家长。这样可以某种程度上“败坏”Sarah的名声。

症状恶化至此，Sarah决定去敲一敲高中心理咨询室的门。那次心理咨询只有一个小时，咨询师也没有想象中温和专业，便没有起到任何缓解作用。并且，Sarah的母亲并不支持她去做心理咨询。对于传统的东亚女性来说，精神健康问题更像是不可说的家庭内部隐疾，情绪上的问题不该张扬到“就诊”的程度。

家庭和社会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同时，经济条件和医疗体系也不能给予她足够的底气。

Sarah没有购买医疗保险，而抑郁症的治疗费用格外高昂。据她介绍，每周一次心理咨询需要100美元，如果决定进行治疗，心理咨询外的医药费还需要另算。并且，就算有经济实力，想要找到适合自己、能给出有效治疗方案的抑郁症医生，也还是困难。重重障碍之下，还处于青少年阶段的Sarah，完全无法迈出就诊的那一步。最终，她的抑郁症是靠自己挣扎和男友的帮助而缓缓起色。

据国家最新公开数据，我国国内仍有80%的综合医院未设精神科，平均每百万人口中仅有20人（且这以数字包括不能做医学诊断、也没有处方权的“心理咨询师”）能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相较于美国每百万人口1000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标准，有50倍的差距。不过，就算是数据更好的美国，也并未照顾到Sarah以及和她同样处于挣扎的人们。心理健康医疗资源的匮乏，是每个国家医疗体系中的共性问题，只有程度高低之差。

北京回龙观医院是北京最大的三甲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临床二科主任牛雅娟讲道：因为诊断对象不是某个没有自主意识的器官，而是人，所以在评估上就不能向器官检测一样完全透明量化。量表、脑生化等手段，都只是辅助，和病人面诊时的症状学诊断，才是最重要的。

她已有30年从业经验，接受采访时，语气带着与患者沟通时惯有的柔和。面对首诊患者，她通常会花费也至少10-15分钟了解病人的社会关系、既往病史。遇到复杂的情况，首诊时长能达到二三十分钟。这不仅是人道主义式的关怀，也是判断病种、决定治疗方案的必要流程。

精神疾病至今没有明确的致病机理和特效药，治疗方案是症状学规律和医生个体经验的结晶。这要求医生不仅熟记医疗守则和诊断原则，更要有大量经验积累以应对病人个体差异性。

牛主任坦言，专科医院的医生能做到较为准确、专业的诊断，但欠发达地区的部分精神科医生，可能确实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诸如慕云和Sarah一样的患者，脱离了科学就医的轨道。

大学毕业，作为职场新人，工作强度大、熬夜无休是常态。但难以控制的失眠和焦虑，大大影响了她的反应速度。现在回看，那已是抑郁症伴生的轻度肢体障碍，但当时小肥鸭却只觉得，自己是流行“丧”文化里的一员。

为了缓解焦虑，她开始酗酒。酒吧一条街被喝了个遍，小肥鸭也从喝Rio过敏的新手，化身为一次灌下半瓶野格（一种高度洋酒）的“酒鬼”。很长一段时间，她就这样“丧”在酒里生活——“大家都那么‘丧’，我能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二天，后怕的她去了医院。检查完毕，确诊重度抑郁加中度焦虑。接过确诊单时手在抖，她一边感到坦然，此前的怀疑果然得到应验；一边又完全不能接受要强而乐观的自己，竟然真的是抑郁症病人。确诊前，无论走到哪里，小肥鸭都是呼朋引伴的发光体，难道确诊后，自己就一下子不活泼、不热情了？她觉得怪异而恐怖。承认抑郁，似乎就否定了曾经活力四射的人格。因此，确诊后的一段时间里，她都拒绝服药。

但，大脑分泌多巴胺的区域罢工，小肥鸭根本无法摆脱绝望罩来的大网。她于是开始试着服用百忧解。但百忧解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效果，她的状态因此从浑浑噩噩、勉强过活，跌向了严重的绝望——一种自发的、连绵不断的溺水体验。

在药物控制见效一段时间后，家中亲人患病，又把扰乱了小黄鸭治疗抑郁症的节奏——与情绪的抗争就是如此，患者总是难以掌握现实的主动权。从小到大相伴的外婆得了重病，要做一场高风险的全麻手术。听到这个消息时，小肥鸭直接办理了离职，飞回老家。对外婆的担忧，极度放大了她的焦虑，也将她推向巨大的情绪崩溃。她开始自残、割手腕，企图用疼痛发泄一点情绪。

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一位重度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妻子，被患者视为阴谋绑架自己的坏人，探视时要反驳自己丈夫口中的那些“奇思妙想”，回到现实中又要承受医药费和抚养孩子的压力。

和他相邻病房的同症状患者大哥，已经在这里思考了7年有余。7年时间里，他的老母亲已经去世，但为了保护他，临终前托人给他每年暗示送他生日蛋糕，并谎称母亲身体不适、不能亲自来看他。

纪录片的豆瓣热门评论第一条里，有人这样形容这些重症患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不同意见者”。他们没有办法以常规的社会标准生活，但这不代表他们该被歧视、异化，被称为“那些神经病”。

确诊、治疗这种障碍，恰是对人生之艰的反抗。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状态并进行治疗，已经是在为生活做出伟大的努力。

但目前来看，社会对这种努力的认识还不够清晰，对正在挣扎的患者也没有足够的包容。这使得许多抑郁症患者的救赎是亲密关系，或者说，他们自我挣扎到竭力时能够依靠的，甚至是只有亲密关系——好的友人，爱人。

男友情绪稳定、毫无怨言，像保护伞一般撑在她与抑郁乌云之间，无怨言地帮她消化和抵御情绪问题。但这种扶助与关怀，从根本上来说，是运气。遇到了好的亲友，自然更幸福也更安全，但在无人关怀的时候，也许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明灯。

有人曾问小肥鸭，说：“你觉得抑郁症患者，是太矫情才得病的吗？”“不。一个无法主动分泌多巴胺的人，还能坚持生活，只能说明他比谁都坚强。”她这样说道。

（作者为《财经》研究员，尹诗琪、徐菲雨、尹莉娜对本文亦有贡献，文中慕云、Sarah、小肥鸭为化名）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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