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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三大财富转移运动打响了!

政治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三大财富转移运动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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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发布时间:2020-12-15 15:18

政治局会议首提“需求侧改革”,三大财富转移运动打响了!

【概要描述】又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将如何重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居民收入分配、资本市场流向、产业布局方向、甚至是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何种扭转性的力量,绝不能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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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人都不应该忽视2020年12月12日中央首次提出的“需求侧改革”。

  又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它将如何重塑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给居民收入分配、资本市场流向、产业布局方向、甚至是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何种扭转性的力量,绝不能低估。

  2015年11月10日,高层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没有人能预估到政策的大开大合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多么迅猛的反应。

  从当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深化了概念,提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再到次年5月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宏观调控思路完成了一次重大转变,此后带来的财富大腾挪超乎想象。

  一招棚改,以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方式彻底扭转了三四线楼市命运。北方小工厂被淘汰,资源能源型省份开始了经济转型。大宗商品牛市拉开大幕,全球经济齐齐进入复苏轨道。严监管袭来,中国完成了一次激烈的债务出清……

  而今天的“需求侧改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目前来看,它可能会引起三大财富转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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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大转移运动,是从一部分富人向穷人的财富转移。

  最近的风向是真的变了。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雷厉风行,顶格处罚了三大巨头“未依法申报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并且声明“互联网行业不是反垄断法外之地”。

  而前两天,政治局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重点的时候,就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那些加入“社区团购”的互联网企业被“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号怒怼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

  现在争议还在进行中,舆论交锋、市场博弈都属于正常行为。

  但在这个节点和气候,对互联网经济平台吹响“反垄断”号角绝对不是巧合。

  如今经济处于下行周期,居民收入增速和消费增速乏善可陈,而互联网是少数可以逆势增长的行业之一,一夜造富的故事层出不穷。

  不过,这里头的狂飙突进,这个生态圈财富来源,并不见得全部都是值得肯定的“神话”。

  比如有的平台通过恶意补贴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疯狂圈地扩张,把市场垄断起来后,再提价,或者搞大数据杀熟。

  比如有的平台,资本打一开始就只是为了收割财富,从P2P到长租公寓,把年轻人割到了韭菜根。

  比如有的巨头加入社区团购,威胁到了底层群体的饭碗。社区团购究竟会给全社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目前还无法评估,但是菜贩子的“消失”是大概率的。

  这些四五十岁就业转移谈何容易啊。就像90年代东北国企下岗潮,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这些下岗工人最后是怎么“解决”就业难题的?

  很多都是熬到60岁的退休年龄后,才从失业人口登记簿上消失。是通过时间来慢慢消耗的,非常残忍。

  所以最怕的,就是社区团购弄到最后,可能只是把菜贩子的财富,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以及为平台打工的团长们,留下四五十岁的菜贩子们在风中凌乱。整个社会并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

  新时代的“圈地运动”,给互联网经济平台的老板和员工,带来非常可观的财富,有的IPO甚至还能让当地城市的房价飙涨。

  但如果大量的财富,是通过不正当行为收割来的,那这样的“神话”还不如不要。

  第一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尚未能做到完全的自主可控。我们国产民用大飞机发动机造不了,高精尖数控机床关键部件造不了,核心工业软件也没有。高端制造业急需研发人才。

  而一些互联网经济平台通过垄断一夜暴富,在它们的“蔑视”和“反传统”之下,制造业被污名化了,让更多的年轻人觉得制造业“老大粗”,没前途。没人愿意来做冷板凳。

  第二中国长期面临的宏观风险,既有供给侧严重的产能过剩,也有需求侧的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者买不起或者是不敢买。而真正决定中国消费潜力的,并不是少部分的富人,而是多数的中产和底层群体,这才是社会的底盘。

  敲打那些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互联网巨头,就是要抑制财富,流向这些血液里没有流淌着道德基因的富人。

  需求侧改革,是一场漫长的重新切分蛋糕的过程。

  它既意味着中国需要调整制度安排,转变过往在国民收入结构中重政府轻个人、重城市轻农村的趋势,让更多人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它也意味着中国会给日益失衡的贫富分化适当踩上刹车,向部分高高在上、丢掉了初心的既得利益群体动刀,把这些人的财富转移或者保留到穷人手中。

  此前政策剑指“房住不炒”,为的是抑制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泡沫化对消费力的拖累和透支;当下风向转变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监管的来势汹汹,互联网科技巨头首当其冲。

  中国的互联网,迎来了历史从未有过的大转折。

  这是一场发生于消费端的转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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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场转移运动,是从小县城转移到大城市。

  很早前,中国的东西差距较为尖锐。从2012年起,中国加速共同富裕的步伐,举全国之力进行扶贫战。

  那个时候,中国的宏观调控总体而言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主,就是不断通过行政手段来刺激需求,加大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的速度。其中尤为依赖“投资驱动”。

  而彼时沿海富裕地区的传统基建,经过一两轮大放水后已经阶段性饱和,所以大量投资下沉,尤其是到中西部的十八线县城——

  新建农民房,对1000万贫困人群进行易地搬迁。村村通硬化路、村村通动力电、村村通宽带……

  为了实现先富带后富。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把沿海数不清的资源挪到中西部内陆地区,有时候还会给这些经济落后的地方,打开更大的举债空间。

  你看位于位于大西南的贵州,这个不沿海、不沿边的省份,经济相当落后了吧。2018年其GDP仅为1.48万亿,在内地31个省市区当中排名第25名,但是你猜一下它的政府债务限额是多少?

  9360亿元!绝对值排名全国第八名。

  其债务限额占比GDP高达63%,排名全国第二,比全国平均值28%高出三十五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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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画风,或许也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传统的经济体才能出现。

  截止今年底,我们832个贫困县已经全部摘帽,一亿绝对贫困人口也即将全部脱贫,取得了人类历史上非常惊人的成绩。

  在新的起点之上,提出需求侧改革,应该就不是简单的扩大总需求,搞撒胡椒面式的投资扩张,而是会更强调经济规律,追求更高的投入产出比。

  唯有这样,我们的投资才会更趋向于有效投资。在中美脱钩的大背景下,支撑经济平稳运行。

  基于这样的逻辑,未来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的龙头城市有可能会是资源导向的重点。因为当前的人口流动趋势是大都市圈化,大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钱”随“人”走,才能撬动起最大的经济效应。

  以后一些看似不太合理的事情可能会得到改变。

  比如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五个经济强省会,债务限额占比GDP均低于全国平均值,举债天花板被压得很低。

  深圳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深圳经济发达,又是计划单列市,留存本级的财力非常雄厚,但是深圳的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严重不匹配。

  按照规定,一般债券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本付息,专项债券由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财政)或专项收入还本付息。

  而深圳土地资源非常有限,国土收入几乎没有增长空间,极大制约了专项债的使用。我查到的一个数据显示,2018 年深圳政府债务限额 384亿元,占比GDP只有1.5%,其中一般债务314亿元,专项债务仅为70亿元。

  作为一个GDP两万亿的超级城市,深圳的还债能力是全国最顶尖的,但是它的举债规模上限却是非常小的。深圳的烦恼,应该也是国内部分缺地大城市的通病。

  在“需求侧改革”的思路下,中国可能会调整债券限额。对经济发达的地方,提升举债空间,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地方,则压缩举债上限。使得地方债券限额与财力结构基本匹配。

  此外,大量投资可能会倾向于那些龙头城市,加大对新基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力度。在一二线城市里,5G、大数据、物联网、新能源等都将成为重要的政府投资领域。这是一场发生在投资端的转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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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大转移,把财富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转向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圈中。

  在美国主导建立的以WTO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美国主宰着全球经贸的大动脉,美元霸权呼风唤雨。

  当世界贸易因为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流通变得更简单的时候,大量财富也在加速涌向美国, 军火商、华尔街、硅谷……无不是全球财富收割机。

  今天,美联储大放水加速收割财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再次袭来,全球经贸体系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拷问和冲击。

  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中国不可能被动等待。

  当前,中国加速推行中日韩自贸区、中欧贸易协定,包括即将生效、相当于切走了WTO三分之一地盘的RCEP,都是试图用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来降低全球化的阻力,打开国门。

  一来中国作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世界工厂,与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加速融合,可以促进双方的经济复苏和进一步繁荣,发挥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创造出更多更大的财富。此外,以中国为主导的经济圈融为一体后,对圈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产生替代性效应,部分抵消其他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二来也能撬开更大的市场空间,提振中国出口,带来更多的贸易订单。以RCEP为例,有研究结果表明,当RCEP在除了农业部门以外的所有部门实现贸易自由化时,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将提高0.22%,出口增长率提高11.44%,进口增长率提高17.12%。

  历史经验表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各个国家会倾向于用关税战把外国商品挡在国门之外,以此保护本国的就业和企业生存。

  像1929年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胡佛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导致当时许多国家也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各国以邻为壑,国际贸易坍缩,加剧经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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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WTO濒临“瓦解”的时间点上,中国加速签订贸易和投资协定,稳住出口市场,这将关系一次全球性财富大转移。

  这也是一场发生于出口端的转移运动。

  中国,又一次拉开了“巨变”的序幕。在这场财富大转移运动中,多少的命运将为此而变。

  (黄汉城团队) 来源:旺角黄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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