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基因从来不缺知名度。

 

它的创始团队早在本世纪之初，即代表中国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华大基因作为华大集团旗下板块，专注基因测序的科研服务和医学应用，2017年登陆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一直占据着最亮眼的赛道：小而言之，这是最前沿的大健康产业赛道；大而言之，华大的业务愿景可以覆盖整个生命经济。

 

华大基因尹烨，是理工男出身，今年42岁，在不久前才刚升任华大集团CEO、华大基因副董事长。他的老板和导师是华大创始人汪建，两人年龄相差25岁，刚好一代人的距离。

 

 

△ 华大集团CEO、华大基因副董事长 尹烨

 

 

生命科学和生命经济是21世纪的显贵，华大没有理由太低调。领导团队表现出的对于生命科学的澎湃激情，让华大极具辨识度。和华大CEO的职务并行，尹烨还是一个面向大众的生命科学布道者。他创办的科普音频节目《天方烨谈》，迄今已播出1800余期，以几乎每天一期的节奏，斩获10万订阅量和2亿播放量。

 

2021年4月，华大基因发布了上市以来最亮眼的一份年报：2020年公司营收84亿元，同比增长近200%。新冠疫情是显而易见的加速器——公司凭借“检测试剂盒+火眼实验室”的双线布局，海外业务收入占比首次大幅提升至超过60%。而在2020年之前，华大基因的国内和海外营收占比约为8：2。

 

在生命科学和生命经济的宏大愿景中，在生而俱来的高科技光环和高曝光率形成的公众印象中，投资人、客户、合伙伙伴和大众，仍需要在作为企业和行业标杆的华大基因身上，寻找更多的确切性：

 

刨除2020年疫情刺激因素，华大基因近年的年收入不过20多亿，显示精准医学的市场仍在培育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一长期赛道何时才能迎来海量级的营收爆发？形成与其愿景相匹配的经济规模？

 

时至2021年中，全球疫情已得到大幅控制。后疫情时代，华大基因的未来增长潜力何在？国内市场将如何扩容？全球化布局是否可持续？

 

最后，作为华大集团CEO的尹烨，将如何把创始人汪建出了名的天马行空般的战略构想，植根到企业经营与发展的土壤之中？

 

近日，八点健闻在深圳华大总部专访了尹烨，聊了聊华大，以及生命科学的当下和未来。

 

 

 

布局后疫情时代，主营业务与新增点

 

 

 

如今可能已经没人再问尹烨“华大基因可以做什么”。

 

基因科技已成妇孺皆知的显学，华大的商业模式也早已确立。过去21年里，华大从科研出发，逐步成长为“产学研”一体化的生命科学前沿机构。华大基因的业务涵盖生育健康、肿瘤防控、感染防控、多组学大数据服务与合成业务、精准医学检测综合解决方案，业务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逾5000家医疗和科研机构。

 

2020年，华大基因全年营收同比增长近200%，扣非净利润大涨八倍有余。但其中，与新冠病毒检测相关收入占比颇高，这或许是二级市场对如此亮眼的年报反响平平的原因——市场担忧华大基因在疫情之后还能否交出这样的答卷。

 

近期，华大基因官宣了一个大项目——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合作，对十万例罕见病患者进行全基因组测序。罕见病领域会是华大未来新的战略重点吗？后疫情时期，尹烨对形势如何研判？

 

八点健闻：部署罕见病患者的全基因组测序项目，是为了寻找业务新增点吗？ 

 

尹烨：中国约有2000万左右的罕见病患者，但罕见病在多数药厂并不被重视，因为每种罕见病的患者人数少，药物研发成本高。因此对罕见病来讲，预防很重要，华大希望跟华西医院合作，助力维护罕见病患者的健康权益。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中国要有自己的平台、自主可控的测序仪，对国内的样本负责，数据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和规范利用。

 

八点健闻：如何去利用这些数据？

 

尹烨：现在做的第一步就是数据化，怎么去利用数据还在商榷，因为很多数据涉及确权问题。《数据安全法》刚刚出台，下一步要按照法律法规，把数据管促结合，有效利用。这个项目的切入点是在科研和临床之间。华大的业务，很多是在科研与临床之间无缝转化，科研成果直接面向产业转化应用。

 

八点健闻：这个项目赚钱吗？

 

尹烨：至少在这一刻是不亏钱的。当年第一个人的基因组花了38亿美金；2013年，美国第一次把价格拉到1000美金，今天华大的公开招标价，一个人的全基因组1348块钱，相当于200美金。也许成本还会下降，这是一个未来5年的计划。

 

八点健闻：由于疫情促动，2020年华大基因表现出色。你预估疫情的走向如何，后疫情时期华大会作怎样的调整安排？

 

尹烨：华大基因在海外的收入，从去年来看在总收入的6成以上。新冠疫情给了中国的基因测序、体外诊断试剂公司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让海外国家看到中国可以输出如此物美价廉、有竞争力的产品。截至去年底，我们的“火眼”实验室（高通量核酸检测实验室）在全球近30个国家和地区建了80余座。国外会发现中国的技术、解决方案、服务都很好。

 

 

△ 火眼实验室

 

 

今年以来，新冠病毒在多个国家发生了变异，从原始株到Alpha、Beta、Gamma、Delta变异毒株，病毒本身的变异速度太快了，相当于从1G到现在4G，但检测、疫苗好像才走到2G。人类恐怕要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处，所以药物研发、疫苗接种、病毒检测还将持续很长时间，相应的市场机会也值得把握。

 

八点健闻：疫情前，华大基因的主营方向是生育、肿瘤领域的早筛业务。疫情后，华大如何继续巩固和提升这块业务？

 

尹烨：早筛业务的前景，取决于成本可控、渠道可及、认知正确。成本和价格直接决定了早筛产品能否普及。这是我特别关心的问题，1000块钱是普及不了的，100块钱可能被普及。但是成本的降低，还需要时间。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在做一个基因检测的时候，不要再问 for what而去问why not？就像今天生化检测抽血化验一样。

 

八点健闻：你关心医保支付的问题吗？

 

尹烨：华大现在做无创产检，为受检者购买了保险，假阴等技术固有局限的问题可以通过保险公司赔付受检者。其实都不用医保，用商保就能解决。检测的确有方法学的极限，任何检测都做不到100%准确。我们在几年前公开的数据是每3.3万人当中才会出1例假阴性，我们也会联合保险公司对这一例假阴性进行赔付保障。

 

对于我们来说，未来医保最核心的解决方案是像河北省那样，愿意全面采用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技术为老百姓做免费筛查。华大可以通过大幅降低检测费用，解决可及性的问题。

 

八点健闻：在早筛领域，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的行业趋势？

 

尹烨：越来越多的癌症会被早筛，现在是单癌早筛，之后会变成泛癌早筛，再后来会变成多方法联用。比如说肺癌就不一定用测序的方法来做，用低剂量CT就可以；乳腺癌用钼靶或者超声就可以，现在这些便携式的设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便。不是说华大会做测序，就什么都测序，那就是你手里拎着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其实是根据不同癌种的特性，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什么都做”的背后，是共通的底层技术

 

 

 

凭借深耕基因组学行业二十余年的积淀，华大的业务触角遍及各个检测领域。几乎所有基因组学能应用的地方，都能看到华大的身影。

 

“全都要”的华大，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专注于前端的筛查与预防，坚决不碰化学制药。

 

尹烨一再重申底层技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要核心技术在自己手中，而且通过一次次大规模抗疫战斗的磨炼，华大的团队作战能力、工程化能力和规模化检测能力，都会让其他企业望尘莫及。

 

关于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身份界定，尹烨没有过多纠结。他认为，“科技”两个字可拆解为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生命科技必须从“科”开始，然后才成为能够应用的技术。从理论成果到批量的产品，从天上的愿景到落地的现实，他把自己定位为“搭梯子”、“做翻译”的角色。

 

八点健闻：疫情期间，华大的“火眼实验室”成为新闻热点。从商业角度考虑，这种基于疫情应急的产品可持续吗？大集中、大动员，是否会成为未来公卫治理的重要手段？会给检测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尹烨：中国的公共卫生能力在SARS以后有了长足发展，主要得益于对疾控的投入加大。

 

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从以前的周级响应到现在的天级响应甚至小时级响应，一个城市从以前每天几万人提升到今天可以对几百万人做筛查，这个过程中，地方公共卫生的基建在提升，测序能力在普及，大规模核酸检测能力也在普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开始有机融合。

 

试想，如果同样一套应急检测体制放到出生缺陷或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防控上，中国的人均寿命和对医疗卫生成本的节约会是怎样？华大希望通过“火眼”实验室去做的这种模式，是合规化、标准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工程化，希望这种方式能向全世界去复制，造福全世界的人民。

 

八点健闻：“火眼”实验室能够在全球快速落地，华大的海外布局有什么优势？

 

尹烨：华大现在有8000名员工，其中海外员工1000余名。

 

很多人讲华大国际化做得好，其实华大天生就有国际属性。华大因为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而成立，以一个科研项目起家，当时的合作伙伴是美、英、德、法、日等国家，一开始受到的训练就是跟世界顶尖的玩家在基因和基因组领域合作。积累到如今，华大和各个国家的顶尖学者和科学家拥有长达20多年的友谊，从他们第一代人到他们的学生，大家都走得很近。

 

为什么说疫情是检验？如果是做试剂卖到各个国家，很多公司都能做，但要在当地建实验室就很难了。截至2020年末，华大基因累计在海外运营“火眼”实验室超过80个，分布在全球近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2020年新冠抗疫工作中，华大员工累计参与国内外抗疫2,000余人次，向海外派遣员工近千人次，有序推动“火眼”安全高效运转。之所以有这种组织能力，是因为华大早先就和当地建立起了信任，通过多年积累的品牌口碑和工程化能力，才得以迅速把它武装起来。

 

八点健闻：华大也是一个生态建设者，培养出了很多“华小”。华大是否在有意识地扶持整个生命科学生态？

 

尹烨：在一个体系或领域到达某种程度以后，势必会产生更细的社会分工，就会有一些人离开华大，过去称为“华小”。现在很多已经规模不小，所以从华大出去的现在称之为“华创”。

 

在整个生态中，华大现在相当于是上游，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华创”们是一个个细分领域的下游，精耕细作，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比华大做得更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此一来，华大和“华创”们能够合力，大家一起研究怎么推动行业发展，把事情做得更好。

 

八点健闻：目前高通量测序成本降低，大量竞品涌入之后，华大怎么生存？会不会有压力？

 

尹烨：天下武功出少林，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要“少林寺”来解决问题。（笑）

 

八点健闻：外界有一种声音称，华大像巨无霸一样，从测序仪到农业什么都做，现在是什么情况？有没有聚焦的方向？

 

尹烨：这是个好问题。

 

华大战略肯定会聚焦。华大尝试的领域比较多，这是因为底层支撑的技术是一样的。对人的研究是做疾病和健康，对动植物的研究是做育种，对这两者而言，底层技术没太大区别。

 

如何理解华大，不能仅看应用的领域，要看底层技术通不通。如果底层技术是通的，华大就能孵化出更多的东西。做的过程中也可以把它孵化出去，但一些关键的技术必须掌握，这是如何利用通用型技术平台实现不同的产业转化应用。

 

这并不意味着华大什么都做，比如不会尝试化学制药，华大现在聚焦于做预防，而不是传统治疗。

 

八点健闻：华大之前一直被人诟病企业和研究机构性质不明晰，现在是怎么解决的？

 

尹烨：这个问题本身是对科技创新有偏见。企业为什么不能做科研？在美国，Google、特斯拉做科研都可以，为什么中国企业做科研就被撕裂了？

 

研和发不一样，研是0到1的过程，发是1到100的过程，前面主要做出来就行，后面要保证良品率，保证多快好省，企业就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华大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产业机构、教育机构，有公益性基金会，还承担了国家基因库的运营，这几块业务都相对独立运作。如果本来也需要去找一个大学的研究所，为什么不找华大研究院？我们在Science、Nature等科研杂志上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实力毋庸置疑。包括我们自己创的期刊GigaScience，在全球综合性期刊也是可圈可点的。

 

我希望大家思考，华大今天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样子，从人类基因组计划开始以来的30年，还有没有其他玩家取得了类似的成就？看起来这些闲棋冷子，为什么今天变成了星罗棋布，珠联璧合，在一次疫情中彻底检验了它的成色？我们更要思考它怎么走到今天，而不是今天它合不合理。一个运动员已经跑进了世界决赛，偶尔还拿拿冠军，你还说他没按规范训练，这是错误的。

 

 

 

不会做科普的CEO，不是好CEO

 

 

 

尹烨不仅是华大CEO，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科普“网红”。盘点尹烨做科普的工作量，不禁会困惑，他哪来的时间做CEO？

 

在公众场域，他金句不断，甚至有时口出“狂”言。有人说是信口开河，有人说是醍醐灌顶。

 

或许他也意识到：一个人的声誉，是对他所有误解的总和。“你会发现做科普的人其实都很孤独”。他对卡尔·萨根的名言深有体会——做科普是危险的。“讲浅了，专业人士会说不严谨；讲深了，听不懂，还叫科普吗？”

 

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件“危险”的事？

 

八点健闻：从2016年起做音频节目《天方烨谈》已经有5年多了，这些年做科普节目，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尹烨：任何一个现代科学技术能普及，无外乎三个要素——第一成本可控，大家用得起；第二渠道可及，大家用得上；第三就是认知正确。

 

前两件事，一般企业都会做。但最后一个“认知正确”，假如我不做，这件事情谁来做？

 

比如医学，它不仅仅是科学，它夹杂了很多社会要素在里面，包括心理学。如果大家不能在底层认知上达成一致，作为一个生命科学的头部企业往下去做，必然会遇到非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我特别反对把一个事物无限神化，比如吃了这个就长寿了，吃了那个就减肥了。很多特别无厘头的概念，如果不成体系地去科普纠偏，这个产业是无法做大的。

 

八点健闻：刚开始做科普的时候内部有没有反对？现在大家的态度转变了吗？

 

尹烨：肯定有（反对），有人说“你闲着没事做这个”。

 

但我有一天开始发现，很多股东来参加股东大会说，“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现场版的《天方烨谈》”，我突然意识到，原来科普可以让更多的华大人和投资者觉得这个事情有帮助，至少是个品牌认知，可能又带动了一群客户。

 

现在很多人认识我，不是因为我在华大的头衔，而是因为看我的视频，听我的音频，还看过我的书，从而知道了华大，这对我来讲是个正向反馈。

 

八点健闻：国内新冠疫情，让大众对生命科学的认知有了多大的改变？ 

 

尹烨：新冠疫情带来了一次生命科学的“文艺复兴”。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以前很难讲的一些知识今天大家都明白了：核酸检测、抗体、疫苗等等。

 

以mRNA疫苗为例，合成一段病毒序列包埋后以疫苗的形式直接注射到人体内，这时候大家就不会讨论这个疫苗是否是转基因的问题。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很多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理解。把技术妖魔化或把技术无限无害化都不对，技术是中性的，在乎用者之心。

 

八点健闻：你常常思考生命科学、哲学，甚至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现在在这些领域，你的最新思考是什么？

 

尹烨：最近一个核心思考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机遇。在一个生命经济大潮即将到来的时刻，如何处理好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和生命经济的转折点的关系？在生命经济上怎么能够提前布局，久久为功？

 

这次疫情证明，群防群控的体制是一种公共卫生模式，它检验了中国的疾控、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也给了中国所有从业者一个很好的机会。哪一个国家可以让1000万人口的城市在5天做完核酸检测？如果没有中国的制造业，没有多年的技术储备，像华大或其他头部机构不可能这么快去帮助这么多国家，这种能力是需求催生出来的。

 

八点健闻：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已经21年，目前你在科学领域最新的关注点是什么？ 

 

尹烨：第一是时空组学，它可以对每个细胞进行高分辨原位测序。过去人类基因组是测了一堆细胞混在一起的结果，现在可以对海量单个细胞进行大规模测序。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在原位去看生命活动是怎么发生的，比如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吗？没有，是交错的。有正常细胞死守在肿瘤细胞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免疫细胞想去进攻肿瘤细胞，肿瘤细胞不断地去抵抗。

 

这是华大原创的技术，能看到当前最高分辨率的细胞互作。

 

第二是合成生物学。原来做人类基因组测序，更多的管它叫“读”，基因编辑是“改”，现在能把这些碱基按照原来的序列“写”出来，这就叫合成生物学。“写”的市场远大于“读”和“改”。比如屠呦呦的青蒿素，今天青蒿素不是从青蒿提取出来的，而是拿一个100升的发酵罐去养酵母，给它写一段可以产生酵素的基因进去，100升发酵罐产生的青蒿素，相当于把整个澳门的土地全部用来种青蒿一年的产量。

 

第三，就是整个生命大数据带来的对于计算的挑战，今天的数据用目前这种架构和存储搞不定，它呼唤量子计算、DNA计算或者其它的生物计算。就拿汪老师来说，他现在个人的健康数据都已经达到了若干个P的级别，我们1个硬盘才几个T，1个P是1024个T，这个数据量太大了。

 

 

 

怎么看待汪建，怎么看待自己？

 

 

 

八点健闻：华大是一家独特的公司，创始人汪建的风格也比较特别，这或许就是华大基因的基因？汪建对你有什么影响？

 

尹烨：不光对我的影响，汪建老师把华大变成了一个愿景驱动的组织，华大内部叫大目标驱动。目标足够大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配比、组织方式都按照这个目标去匹配，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坚持，就能看见很多升维的优势出现。

 

八点健闻：汪老师是怎么选中你的？

 

尹烨：这得问汪老师，这个问题我是很难答的。换言之每一个人他都应该先做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倾向，别人的喜好。就像大家找一个伴侣的时候，如果伴侣拼命想按照你的期望，成为你习惯的样子，你可能就觉得他没意思。

 

我一直坚持在做自己，但是我认可汪老师的很多理念，应该说我们有一些深层的共鸣。

 

八点健闻：你会不会觉得汪建老师太天马行空？你对自己的理解是个落地的人，还是也是天马行空？

 

尹烨：的确汪老师更多的时间是思考未来，但汪老师想落地的时候可以非常落地，比如去年他“逆行”武汉冲到一线，直接创立了“火眼实验室”，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对武汉疫情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想只有当创始人的想法能够创建足够大的愿景，才能够吸引足够优秀的人，才可以保证整个团队都按他的方向去尝试和努力。如何落地的工作就交给我，我现在是在“天”和“地”之间贯穿的那个人，我要把天马行空的事具象化，把下面落地的梯子搭出来，现在就像在做“翻译”的工作。

 

八点健闻：你带领的华大会和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尹烨：从道的层面讲，我们会按照创始人既定的目标，尤其是大目标，坚定地往前走。在法和术的层面上，因为现在科技一直在变化，我们有非常多的现代化转型、数字化转型，我们可以不断地输入新的知识结构、新鲜血液，去让组织更加高效地运行。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去承担的。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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