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华北制药总法律顾问张廷德，在2021年8月10日接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略带激动的：“我们赢了！”。

这四个字背后是一场历时17年的跨洋官司。

从2005年1月开始，美国企业对华四家企业发起的维生素Ｃ反垄断诉讼案中，一场极其曲折的决定性胜利。2013年一审判决前，其它三家企业因为各种原因选择和被告和解，只剩华北制药一家孤军奋战。此后，华药历经一审败诉、二审胜利但发回重审、三审之后，终于等来了这场关键的判决。

还有三年就要退休的张廷德也激动地“马上从凳子上跳起来”，冷静后，他立即打电话将结果告知负责此事的华药集团公司主要领导，对方不敢置信，反复询问两三次：“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要搞准啊！”张廷德笑道：“怎么不是真的，判决书就在我手上（电子邮箱发送）”！

经历如过山车般、几年前二审胜诉后被对方再次上诉的张廷德，兴奋过后又有些谨慎。还想“再等等”的他，也抵挡不住媒体率先发布的“美国诉中国反垄断第一案胜利”的报道，他忍不住看了好多遍，百感交集。

同样谨慎的还有乔海利，这位原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国医保商会）西药部主任兼维C分会秘书长，从此案伊始即代表商会介入。他于2011年退休，退休后在相关政府部门默许下，作为证人参与一审：证明企业的联合定价，不是企业的合谋而是政府行为——如果属于政府行为，根据国际礼让原则，中国企业被指控将不受美国法院管辖。

在过去17年中，他同样经历了自己的一审证言未被陪审团采信而败诉的沮丧，也体验了二审胜诉的激动。这次的胜利太过漫长，不到最后一刻，他依旧心怀忐忑，坦言当下还没有“二审胜诉时那么高兴”。

在这17年中，美国总统已经历了四位，华北制药负责此事的领导也换了7、8任，亲历此事的张廷德和乔海利，一个即将退休，一个已经退休了10年。

而如今中国加入WTO已20年，中国企业和协会对国际贸易和相关法规的了解已不能和2005年案件发生时同日而语。这次跨国诉讼，是如今已70岁乔海利的职业生涯甚至一生中的“重大事件”。

他们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美反垄断史、甚至世界反垄断史上的大事。

中国还有其它36个产品，走的是和维生素C一样的出口路径。美国是判例法国家，可根据先例以结案。这意味着，中国维生素C反垄断案胜诉后，若有同类案件，将参照此案判决结果。反之，也是如此。这个案子,给了那些被海外扣上“反垄断”的中国企业一个指向明灯。

中国反垄断专家、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院长王健认为此案极为重要，具有示范意义：“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国门应高度重视潜在的反垄断风险，积极做好反垄断合规管理工作，加强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沟通和咨询；一旦涉案，应穷尽所有的反垄断救济程序，最大程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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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医保商会，是商务部下属的六大进出口商会之一，于1989年5月22日成立，是中国医药行业“走出去”时，帮助其熟悉对外贸易规则、协调并维持中国企业利益的组织。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医药的出海企业遭遇最多的是“反倾销诉讼”，从2001年开始，中国医药企业率先接到了多起来自美国、欧盟、墨西哥、印尼、印度等国家的“反倾销”诉讼。

所谓反倾销诉讼，即一个国家为了保护本土产业、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反对外国企业低价销售产品的措施，按照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议》规定，是由政府为主体发起反倾销诉讼。

刚刚走出去的中国医药企业，由于尚不了解这一规定，为了在出口竞争中取得优势，往往降低价格，却也因此遭遇了不少反倾销指控。

2001年10月，印度政府决定对所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常用药ANALGIN每公斤征收2.59美元的反倾销税；2002年，美国对中国散装阿司匹林生产企业提出反倾销诉讼；2003年，印尼又对中国扑热息痛开展反倾销立案调查，当时涉案金额722万美元，已经是当时医药产品遭国外反倾销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

而且，正在此时，中国维生素C企业有面临来自美国、欧洲反倾销指控的可能。在此背景下，中国医保商会在商务部领导下紧急应对国外来势汹汹的“反倾销”，2002年，将维生素C 列入“预核签章”目录。

所谓预核签章，是对中国出口商品进行出口管理，防止中国企业低价竞争、引起国外反倾销诉讼的政策。2004年1月商务部会同海关总署，将36种中国出口商品纳入预核签章目录。这些出口商品，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出口企业到海关办理出口报关手续时，须持经进出口商会签章后的合同，未经签章的出口合同海关不接受申报出口。

于是，商会便成为其中重要的环节。据乔海利介绍，维生素C企业产品在出口前，价格需要监管，如果低于最低限价，商会不盖章，海关不放行，企业无法出口。而最低限价的产生，需要医保商会组织企业讨论，一旦形成就是强制的。

作为国外反倾销指控最强有力的对策，医保商会组织维生素C企业开会，讨论最低限价的会议，时而见诸报端。乔海利没想到，这些公开报道，却成为美国企业发起反垄断诉讼的关键证据。

那时，中国还没有反垄断法。也正是在2004年春，成立仅一年余的商务部（原外经贸委）才刚刚单独向国务院报送了《反垄断法（送审稿）》。不仅政府没有对此足够了解，企业更是如此。张廷德回忆，那时对反垄断的记忆还只是中学课本上的“反托拉斯”等很陌生的术语。

乔海利当时也曾有过顾虑。因为维C产品引起反垄断诉讼已有先例，1999年11月3日,罗氏因维C和其它企业制定“价格同盟”被美国司法部罚款8.99亿美元。乔海利为此咨询过美国反倾销律师是否会面临反垄断指控，律师的回复是如果价格的制定，是政府行为，就不涉嫌反垄断。

医保商会另一位人士回忆，当时在意识中认为反垄断指控，只涉及一起制定“高价”，而只是防止最低价的、防止反倾销指控的价格设定，应该没关系。

但谁也没想到，2005年，美国部分客商以价格共谋、形成垄断为由，对包括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在内的中国4家生产企业进行指控，并向美国法院起诉要求高达三倍损失的赔偿金额——这个金额在后续的一审判决中，高达1.53亿美金。

这个消息，一下子让乔海利感到“蒙圈”，这个数额，是当时印尼反倾销诉讼的20倍！企业更是感到无比震惊，维生素C的利润仅有10%上下，一旦判决对方胜诉，如此巨额罚单势必让企业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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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的4家企业分别为江苏江山制药、东北制药、维生制药和河北维尔康制药。其中，维生制药为石药集团的子公司，维尔康制药为华北制药的子公司。它们被称为维C“四大家族”，产量占全球的68%，出口最多的对象就是美国。

2005年，美国客商的反垄断诉讼一出时，四家企业均公开表示“指控极其荒诞”，其中两家第一时间找了美国的知名律所，积极进行抗辩。

当时提出诉讼的其实是两个阵营，除了两家美国客商直接购买者阵营之外，还包括间接购买者——消费者联盟。这两个诉讼集团都有诉求，其中的1.53亿美金赔偿，仅是直接购买者阵营的赔偿数额。中国企业要求，先将间接购买者的诉讼暂时停止，如果直接购买者获胜，那么消费者联盟也随着胜诉，再提出赔偿要求——最终，赔偿金额不止1.53亿美金。

美国原告为此请来资深反垄断律师威廉·A·艾萨克森，1999年罗氏维生素C反垄断诉讼案件就由他主导，最终赢得日本和欧洲厂家的近10亿美金赔偿，由此一战成名。从2005年提出诉讼，到2013年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一审开庭，期间经历了整整8年，这个时间比常规的反垄断案要长很多。这期间，经验丰富的威廉，采取了“瓦解中国同盟”的策略。

“中国同盟”是当初为了应对海外诉讼团的一种策略，在最初的时候，商务部相关人士曾提出四家企业形成一个联盟，请一个律师，共进退。但最后不知为何，4家企业选择了各自请律师。

据当时参与案件的人士回忆，当时的四家企业中，有两家在美国有资产，他们有可能一是担心败诉的三倍赔偿，二是担心被判败诉后，被强制执行。因此，率先选择了和解。

原告及其律师也希望被诉企业能够选择和解。在威廉的经验中，被起诉的企业也不愿经历漫长的诉讼，威廉此前的反垄断案例“胜举”，容易让被诉企业出一笔钱和解了事。越早和解的企业，赔偿额越低；晚和解的企业，赔偿金额会逐渐增多。第一个选择和解的是江山制药，它的庭前和解数额最低，是1050万美元。江山之后，便是石药集团，但金额是江山制药的2倍——2250万美金。而此后，东北制药也选择了和解，之前在签订的合同中，提出如果出现纠纷，仲裁需要经过中国贸易促进会，原告企业觉得麻烦，就让东北制药出100万美元了事。

所以到了最后，被诉的四大家族中只剩下华北制药坚持。

张廷德坦言，当同伴选择和解的时候，是当年极其艰难、压力极大的一个时刻。最终，华药选择坚持的原因是，还是觉得对打赢官司有信心，除了商务部、医保商会一直支持企业外，华药还是想要去争一口气：“还是信仰法律，崇尚正义，觉得一定要竭力给企业减少损失，摘掉违法标签，同时，我们是国企，还是要坚持下去。”

王健认为，这个案件本身的重点还是要证实这是不是国家行为？是不是要遵循国际礼让原则，如果是的话，企业应免于承担法律责任。中国企业最低限价的行为，是否是中国政府行为，成为庭审的关键。如果被证明是政府行为，按照国际礼让原则，反垄断指控就不成立。这是原告律师极力要突破的关键点。

2015年3月，一审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开庭。乔海利此时已退休，在国家有关司局的默许下，他出庭做证。抵达纽约时，正是中国春节刚过，也是美国东部最寒冷的季节。

为了证明自己属于商务部，乔海利带了商务部的工作证，在出庭前一天晚上，将这一证件当作证据提交。乔海利回忆，当时原告律师威廉看到这一证据，“非常不高兴，他说提交证据的时间已过，这不能被做为证据提交。”但最终法官驳回了威廉的诉求。

庭审持续了19天，乔海利作为证人出席了其中关键庭审。他面临着一个两难局面，这也是当初商务部在2004年对36个产品进行预核签章时面临的两难局面：一方面让商会协调价格，防止企业低价倾销产品，卷入海外国家的反倾销指控；另一方面，又要应对WTO对最低限价的问责。因此，需要乔海利掌握作证的分寸。

在庭审上，乔海利强调了最关键的原则：企业的出口价格需要监管，低于最低限价，商会不盖章，海关不放行，企业无法出口。最低限价的产生，需要医保商会组织企业讨论，一旦形成就是强制的。对此，商务部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另一方面，原告律师不断追问乔海利细节。乔海利强调的是“商务部授权医保商会组织企业讨论最低限价，并强制执行”，原告律师不断问乔海利是否是“商务部直接制定最低限价？”不断将参与主体确定为“商务部”，当乔海利否定商务部是直接参与定价的主体时，原告律师在法庭陈词中，直接否定了政府在其中的决定作用，强调限价行为是企业的自发行为，并扭曲了乔海利提供的证词。

当时中方企业预备进行结案陈词的是一个经验同样丰富的律师，但因为那家企业选择和解，这个律师最终也没有参与庭审。华北制药聘请的美国律师仓促上阵，在当时出庭的人士的回忆中：结案陈词准备的并不是很充分，没有原告律师有气势。

最后陪审团的投票结果是华北制药一审败诉。当时乔海利尚未回国，因为原告律师对他证词的歪曲，他面临了国内一些不明真相民众的“人肉搜索”。回忆起此事，乔海利依旧有些气愤：“幸好有出庭的企业证明证词被歪曲，否则自己真的成为罪人。”

一审败诉，败诉者只剩下了华北制药，它被判承担全部1.53亿美金的惩罚。

张廷德代表华北制药对一审判决结果公开发言：此次一审判决是极其霸道和不合理的，也非常不公正。这个事实让人不能接受，所以企业已经做出充分准备提出上诉，依法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本来一起打仗的弟兄，虽然选择和解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没有问题。但其中有的企业，却去做了“污点证人”，反倒提交材料，证明对方反垄断的指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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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后，华北制药成为这场美中反垄断案唯一的被告，当然也是唯一的上诉方。在此后的三年中，华北制药换了美国律师，经过充分论证调整了抗辩的方向，积极上诉。

2016年5月，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即将进行二审开庭。张廷德再次来到了美国纽约，这一次是美国东部的春天，天气没有上次那么寒冷。

二审开庭的时候，张廷德在当场就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觉“要赢了”。他回忆，法官提问的一些问题，关注的一些点，还有原被告之间的律师的来回对话，能够传递一个让他预感到会赢的信息。庭审一结束，他走出会场，就和同事小声交流说，我们赢了。

当时一个外国的记者，跑过来想要采访他，他拒绝了采访，那个记者最后仍向他竖起了大拇指，用不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你们赢了。”

果然，他的预感是准确的。

2016年9月20日，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就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维生素C反垄断案件做出上诉裁决，撤销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指令驳回原告起诉，并不得以同一诉因再次起诉。

一直关注此案的乔海利也觉得非常高兴。但他们没想到的是，原告不服，又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2018年4月，美国最高法院再审开庭，张廷德又来到了华盛顿。这是他13年来，第三次就此事来美国。那一年，正好是特朗普刚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二年，开庭前，他在华盛顿街头散步，正好法国总统马克龙访美，维持秩序的警察让他们回避。

张廷德心中忐忑，过去的十几年中，中美贸易大环境在改变，随着特朗普的上台，中美关系也有了一些改变，这种走向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案件的判决？

开庭那天，前来最高法院参加旁听的各界人士排起了长队，因为人数受限，许多人遗憾不能入内。法庭上来了原被告双方之外、也来了包括中美相关部门在内的“法庭之友”，这是案件开庭旁听人数最多的一次。在二审开庭时，张廷德那种胸有成竹的感觉，被50%的不安取代。

这次庭审，果然没有给华北制药一颗定心丸。2018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际礼让要谨慎使用，又将此案发回至二审法院重审。

时间拖的越长，变数就越大。这场诉讼，影响其最终结局的，除了事件本身，还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201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被美制裁，这些消息总让关注此案件的人不安。

在过去的17年，张廷德一直学习研究法律，他在看到局势有变化时，还是说服自己应该对法律有一个信念：“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尊重礼让外国主权、不能坚持一些基本的价值观，那这个世界不就乱了吗？”

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让开庭只能以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2021年3月，张廷德在中国以视频的方式观看了重审庭审。二审法院重审合议庭的法官有一个开庭前突然去世，一个新的法官参与，需要从新了解这场持续17年的案件。庭审的时间由原定的半个小时，延长到近2个小时。

这一次，拉长的时间，反倒没有让张廷德感到不安，他感觉到越多的时间，意味着双方沟通的可能会更充分。

从第一次庭审开始的2013年，到重审的2021年，也是整个中国在反垄断法领域突飞猛进的8年。张廷德感觉美国的《反垄断法》和民事诉讼程序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不像当初第一次听到时的“震惊和茫然”。那个时候，华药还没有法律部门，是在2005年之后，才像中国其它企业一起，应国家的要求建立了专门的法律部门。

2008年，中国《反垄断法》正式出台，相关部门也已对国内一些企业进行了反垄断调查。对这部成为经济领域刑法的法律，企业们对它的威力和专业性有了足够多的认知。

中国加入WTO的20年，也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20年。刚加入WTO初期，商务部的内部讨论上，大家纷纷发现，在一些领域，政府不需要管的那么细。“如果管的过于细，容易触犯WTO的一些规则，引起其它国家诉讼。”而维C出口涉及的预核签章制度，成为出口领域最后一个“长着牙齿的法律”，已于2008年废止。

这场案件实在拖的太长了。重审庭审后的4个月的等待，一下子就过去了。一直到2021年8月10日，文章开头那一幕出现。

乔海利在2013年第一次出庭后，没有直接参与这个案件。但他时不时还问一下前同事或企业，这场案件的后续，让他们感到庆幸的是，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除去企业不必承担败诉后1.53亿赔偿金额之外，也不必再处理间接消费者的赔偿，而中国其它36个进入预核签章目录的产品，如果一旦在美国面临此类诉讼，会依据这一案例的判决结果。

也将不会像他们一样，经历17年的漫长等待。

责任编辑：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