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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把帮助病人作为行医的目的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把帮助病人作为行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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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健康报文化频道
  • 发布时间:2021-08-19 11:26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把帮助病人作为行医的目的

【概要描述】作为医护人员,在行医生涯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实质,应该如何在点点滴滴的临床服务中,把人文关怀传递给患者?近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教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设的肿瘤心理、姑息治疗与人文关怀研究生课程上分享了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医务人员唯有把帮助病人作为行医的目的,才能战胜冷漠,让医学拥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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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1-08-19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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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 

法学博士,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世界华人医师协会患者安全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卫生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安宁疗护分会副主任委员。

 

如果让我给人文精神选一个反义词,我会选“精致的利己主义”。

 

 

“人文精神”这个词这些年在医学界叫得很响。什么是人文精神?这个词最早见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前,世界的中心是神。在文艺复兴之后,世界的中心变成了人。人们不再以神的旨意来做出抉择,而开始思考人的价值、人的意义,以人的最大利益来做抉择。以人的最大利益做出抉择的关键是这个人是谁。以对方、以弱者的最大利益做出抉择,就是人文精神。

 

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好的时代,我们的专业技术越来越棒,我们的药物、医疗设备越来越先进,但是我们在以病人的最大利益来做出抉择这一点上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或者说不能让社会满意。

 

一家三甲医院给新护士做医患沟通培训,让每个人嘴里咬根筷子,这样笑起来刚好露出8颗牙。这些年中国医院很重视医患沟通的培训,但病人投诉有没有直线的下降?没有。因为沟通不是靠技巧。这些年国内很多医院的培训主要讲技巧,没讲“心”。我们学了很多套路,却忽略了对病人的真诚。

 

如果让我给人文精神选一个反义词,我会选“精致的利己主义”。今天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精致的利己思想。

 

医生的服务对象是谁?病人。病人至上是符合人文精神的。但现实中,我们看到还有一些服务举措并不如人意。比如,我们X光检查普遍不做防护,因为很多医生觉得太麻烦了。其实医院都配备了这些装备。有些医生说你要我就给你,你不要就算你不需要。但有多少病人知道要带防护射线装备?除非他是相关专业人士。

 

中国每年有上万儿童因为误服家长的药物导致死亡。然而,哪家医院的取药窗口会贴一个黄底红字的警示语,上面写:请一定把药品放在孩子不能触及的地方,药物危险?很遗憾,我没见过。但我去的很多医院都贴着另外一张警示语:出柜概不退换。这说明我们有些药学人员也在以自己部门的最大利益来做出决策。

 

“小丑医生”给太原市妇幼保健院的小患者送气球。 新华社供图

 

那么,有没有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

 

西方的文明有三个支柱: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梵蒂冈的宗教。这三根支柱撑起了西方的文明。它们的方法论是一样的:哲学叫反思,法学叫检审,宗教叫忏悔。去欧美旅游,拉开酒店的床头柜,里面一般都有本《圣经》。圣经就是信徒们自省的一面镜子。

 

对医生而言,也有一面镜子,是2000多年前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我定将会像对待父母那样,对待那位传授我技能的老师,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与之相伴。

 

2006年,我在日本昭和大学学习日本的医学教育,我被震撼了。日本的老师跟学生说:“同学们,明天我们就要进病房去见那位老师,你们回去做一下准备。”6个学生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一点钱凑在一起买一块肥皂、一把牙膏,包装得非常精美。第二天,学生们拿着礼物,在老师带领下恭恭敬敬地来到病人床边。老师说:“田中先生,今天感觉好些吗?你不用起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几个孩子。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特别希望您能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您愿意,从今天开始,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将为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检查和治疗。您也将成为这几个未来医生的老师。”紧接着,这几个学生以标准90度方式鞠躬。你说,此种情形下,病人会不会让他们检查和治疗?

 

“求医问药”四个字潜移默化中误导了很多医务人员。这四个字让很多人不再把病人当作老师,与希波克拉底讲的背道而驰。我们感受不到以病人为中心,病人是围着医护人员在跑来跑去的。

 

北京的交警怎么执法?开出罚款单之前,必须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动作,立正敬礼,否则开单无效。这表示什么?尊重。

 

古希腊人说,没有尊重,不可能产生信任。北京某知名医院的领导问下面的年轻医生:“我们出门诊时,能不能看完一个病人后,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这就是以前“老协和”的诊疗模式。“老协和”的专家不仅会站起来,还必须把病人送到办公室门口,挥手告别,然后再对外边排队病人说:“下面到谁了?”

 

我们很多好的传统都丢了。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当你不是骂别人乱丢垃圾,而是把你自己家的垃圾处理好,中国就一定和日本一样整洁、卫生、干净。

 

当上海刚开始垃圾分类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讨论怎么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搞好,而是质疑上海垃圾分类的标准是不是太细了。事实上,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比上海细多了。所以日本能打造出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公用垃圾箱的国家。垃圾袋是日本人的标配。日本的年轻人在欧洲看世界杯比赛,看完比赛后习惯性地打开书包,拿出个垃圾袋,不仅把自己的垃圾,还顺手把看台上别的国家球迷丢下的垃圾一并捡走。

 

老外到中国待一段时间后,经常会跟中国人讨论一个话题:你们往往不关心本职工作,但你们都很关心别人的工作。我今天接下来就想和大家讨论该如何做好医生的本职工作。

 

假设今天医院死了一个产妇,母子双亡,院长肯定要把急诊科主任、产科主任、麻醉科主任、儿科主任都叫来。君子医生会说:“别的科室我不谈,我没资格评价兄弟部门。我就谈我们急诊。通过这次产妇的抢救,我们发现我们的急诊流程有改进的空间。院长,我们准备在墙上装5个颜色的彩色按钮,把急诊病人分成五大类。如果一个胎盘早剥的产妇来到急诊,我们会立刻摁动墙上对应颜色的按钮,兄弟科室墙上同样颜色的警灯就会响起。急诊医生按下按钮3分钟之后,医院必须集结成一支专门抢救产科大出血的团队。”

 

中国人讨论问题最后往往爱以这句话结束——体制问题。其实,如果你只有意见而没有建议,这叫发牢骚。

 

我想用两位协和医生的话来共勉。第一句:“没有病情的突然变化,只有突然发现病情变化。”当你学会反思自己为什么没预见病人的病情变化,你就成了君子,你的医术会越来越长进。

 

第二句:“没有听不懂的病人,只有说不清的医生。”如果明天你儿子的班主任住院,他有两个问题想问问你这位主刀医生,你有没有信心给儿子的班主任讲明白?一定有。

 

当你把死亡想明白,想透,可能你就拥有哲学的智慧。

 

 

苏格拉底说,哲学是死亡的训练。当你把死亡想明白,想透,可能你就拥有哲学的智慧。

 

安乐死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赞成安乐死的理由是一个身患重病不可治愈的病人有权利选择有尊严的死法。为什么同样患病的人有人不想死?看来死不是只和痛苦有关,还和这三样东西有关。

 

第一,钱。《雨中的请求》这部电影是印度人拍的,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非常有名的魔术师在表演的时候,从楼上大头朝下栽下来,颈椎损伤导致高位截瘫。他并没有申请安乐死,相反,他摇着轮椅在印度各地巡回演讲,成了励志者,因为他有钱。后来他破产了,立刻提出要安乐死。因为他发现他连自己雇佣的6个仆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第二,爱。国外的肿瘤医院经常会举办患者之间的“鹊桥会”。当一个患有肿瘤的男孩能爱上一个患有肿瘤的女孩,无论化疗多么痛苦,他都不想死。不得病,没有爱的人也想死。霍金离婚三次,因为他觉得没有爱不行。

 

第三,生命的意义。马克思·韦伯说,人就是攀附在自我编织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给我妈妈布置工作,请她每天在家负责收发快递。我给了她一个特别厚的本,让她把所有的快递编号、寄去哪、花了多少钱都要一行行记在本上。

 

深圳市人民医院一位退休的院长说,他让自己患有老年痴呆的母亲做医院的志愿者,每天到医院负责收拾一个小花坛。他说,他妈妈现在可开心了,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了,把那个小花坛收拾得跟童话王国一样。

 

如果一个人没有钱,没有人爱他,没有活下去的意义,法律该如何对待,社会该如何对待?是给他一支冬眠灵,还是去帮助他找到钱,找到爱,找到生命的意义?今天所有的主流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坚决反对安乐死合法。比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还有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今天的经济实力完全可以做到不去杀死,而去帮助。

 

比尔·盖茨搞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运动,叫冰桶传递。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第一,筹钱资助渐冻症病人。第二,有了钱就可以找人照顾这些病人。第三,让这些病人用嘴叼着笔画一只小鸭子,拿去拍卖,用拍卖获得的钱去救助白血病儿童,再让获救的白血病儿童回到病房见救助他的渐冻症病人。第二天这个渐冻症病人早晨起来会干什么?他会继续画鸭子。

 

中国第一例所谓“安乐死”,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男子王明成的妈妈患肝硬化、肝腹水,昏迷。儿子发现母亲很痛苦,恳求主治医生蒲连升给母亲用一些药物快速结束母亲的生命。在儿子的一再恳求下,医生下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的医嘱,老太太随即死去,儿子后因故意杀人罪被批捕。最高人民法院给陕西省高院做出批复:可以依照刑法第十条的规定,对蒲、王的行为不做犯罪处理。

 

但近些年所有法院判的类似的案件都定了故意杀人罪。因为安乐死有一个前提,本人明确表态想死。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老人自己在有意识的时候,曾经向家人和医护人员表达过自己想死。

 

一位女士在家做菜,突然倒地送到医院,医院诊断明确:动脉瘤破裂大出血。这位女士在ICU待了一个星期,一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体征。一天,她的丈夫听护士说妻子没有病情变化,趴在妻子的身上哭了一阵,把插在妻子身上的管子都给拔了。这个丈夫后来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执行。

 

严格讲,这个案件中,医生是共犯。当你要放弃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必须要使他的法定继承人达成一致性意见,即配偶、成年子女、父母都要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可以通过生前预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国外用得最多的——DNR(拒绝心肺复苏的指令),甚至有人把它文在身上。

 

生前预嘱在美国很多州和澳大利亚都规定了有效期——两年。因为人的想法会变,真到最后关头,很可能会握着医生的手说,一定要救我。

 

中国医院现在普遍在用的叫替代同意书。所谓替代同意就是病人找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在他丧失意识后,由那个人替他做出选择。如果签了这份同意书,医生可不可以绕开病人,和他委托的那个人沟通病情?不可以。替代同意的成立与生效是分离的。签字只代表这张文书成立,委托人失去意识后才生效。

 

2019年,我和33位国内的法学专家和伦理学专家共同起草了中国第一份“《医学预嘱书》和《医疗选择代理人委托授权书》示范文本专家共识”,同年8月发表在《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上。这份文本纠正了我们现在医院所使用的法律文本的问题。例如:第一,强调了成立和生效的分离。第二,用的是明示授权。就是你要把授权可以做的事一项一项列出来。第三,要做身份核实。

 

北京已经发生小保姆放弃抢救老人的案件。老人因病昏迷后,保姆说自己是老人的女儿,签字放弃抢救。老人国外的真女儿回来了,质问医生为什么没抢救。医生说她妹妹说不用救。女儿说她没妹妹,那是她家保姆。

 

还有,患何种疾病的患者在医院里死亡质量最高?电影《遗愿清单》里一位得了肿瘤的患者在化疗后对着镜子说:那些死于心脏病的家伙运气真好。事实是这样吗?

 

 

阿图·葛文德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最好的告别》。什么是最好的告别?我喜欢用5个指标来衡量死亡质量,每个指标界定为20分,加起来是100分。今天一个很普通的工薪阶层可以和世界首富一样享受同样的最好的告别。

 

第一个指标:你能不能与你最爱的人相守人生最后半年的时光。央视主持人李咏最后半年是和妻子哈文及女儿一起度过的。

 

第二个指标:把这一生因为工作忙,没钱、没时间、想做而未做的事逐一完成。哈文的博客介绍,李咏临死的时候就说了8个字:已无遗憾,只是不舍。

 

2015年,我让父母都拉了他们的遗愿清单。我爸爸在清单里写要泡一次和猴子一起泡的温泉。两年前,我们全家人去了日本北海道的札幌,陪着老头泡了一次。我父母在他们的遗愿清单里写了一模一样的内容,都想去他们当年插队的农场看看,我也帮他们实现了。

 

也许有一天我下了课拿手机一看,有10个未接电话,我妈妈可能会责备我怎么不接电话,爸爸都走了!但我不会有太多内疚,因为我珍惜了拥有他的时光。我不会像很多国人一样,只有老人走后才想起去善待他们,买个几万块钱的坟头。

 

第三个指标:找来律师,把名下所有的财产逐一划归到你最爱的人名下,避免他们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哈文的博客上介绍了李咏的遗嘱。他没有给哈文留一分钱,把自己50%的夫妻共同财产全额留给了他的女儿。

 

2013年,我自己写了遗嘱,后来又完善了几稿。因为我不可能知道我哪天死。

 

第四个指标:给自己未成年的孩子录制几段视频,在他高中、大学毕业典礼或者结婚典礼上播放。据说李咏为女儿录制了20分钟的视频,未来他女儿的婚礼上会有父亲20分钟的叮嘱和祝福。

 

第五个指标:找来你爱听的CD交给你的医生。人死之前最后丧失的能力是听力。如果你最后死在医院,你最后听到的将是医生按断你肋骨的声音。因为他要摁压你的胸部30分钟进行心肺复苏。

 

行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救死扶伤,还是帮助病人?我会选后一个。

 
 

 

作为医护人员,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行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救死扶伤,还是帮助病人?我会选后一个。哪怕我的病人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我不可能治好他的病,但我能减轻他的痛苦,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甚至能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

 

卡尔曼在他的《医学教育史》中也有同样的观点:我们应该把帮助病人作为医学时代划转标准,医生要让身处困境的人感到有人在伸出援助之手,倾尽其力,尽其所能。

 

当你把帮助病人作为行医的目的,你才能战胜心底真正可怕的敌人。这个敌人不叫疾病,不叫死亡,这个敌人叫冷漠。

 

冷漠对于别的行业无所谓,它不会产生仇恨感。比如你打一辆出租车,那个司机一直开车拉着个脸,没事。病人一只手扒在悬崖边,另一只手向你摇摇说帮帮我。你伸手拉他一把,他能记你一辈子的好。但如果你给他一个冷漠的眼神,你告诉他没办法,他会怎么样?

 

医务人员最重要的本领是什么?专业的技能当然很重要,但是随着设备、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的普遍使用,你会发现医生的技能已经不是特别重要了。今天外科医生的手法远不及30年前的外科医生。现在有些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甚至都不敢到农村做手术,除非那里有吻合器。因为没有吻合器,他根本不敢去缝肠子。没有医院的HIS系统,医生甚至都开不出处方,因为已经提笔忘字。

 

今后,人工智能会替代我们很多的技能,它对一个淋巴肿瘤病人的化疗建议可能比我们做得更科学。什么是我们无法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本领?我认为是我们与人交流的能力,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有温度的同理心。

 

希望大家以后见到病人不要再说那句话:哪不舒服?我更希望大家能说一句:有什么我能帮你吗?如果你能够不断地跟病人说这句话,病人就不会觉得你冷漠。你才可能去了解病人的需求,才可能成为他心中满意的医生。

 

责任编辑: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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