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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浪潮下,医院规模会变小数量会减少——访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院长黄国英

2020-09-18来源:admin



  一种全新技术的大范围应用,往往会犹如多米诺骨牌似地推动一系列的产业变革。现在,医疗产业已经站在这种变革的风口浪尖。近年来,移动医疗、智慧医疗等新概念层出不穷,而互联网领军企业也是不约而同地涉足医疗领域,有着传统运作和服务模式的医院正走在固守与变革的十字路口,那么,它究竟将做出何种的选择和改变?互联网技术又正对它们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医药地理》记者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有幸与黄国英院长一起探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医院的发展与未来。


《医药地理》: 近年起,互联网颠覆医疗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医院的院长,您怎么看待互联网对医疗服务产生的影响?


黄国英:互联网医疗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让人真正正视它的现实影响以及可能带来的产业变革。其实,信息网络技术在早年就已经在医疗领域有所应用,但更多在行政管理层面,比如医院的财务管理、自动化办公等。这几年,尤其随着移动医疗的出现,开始渗透到医院的每个角落,介入到疾病的诊断治疗、临床管理等医疗活动中。整个医疗服务通过诸如电子病历、密码枪,移动输液等信息系统紧密地链接在一块,这对传统的诊治活动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也对医院的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医药地理》: 面对“颠覆”两字,总会让人不觉感到某种恐惧或者兴奋,因为这代表着毁灭和重生。马云在2014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预言30年后中国医生会找不到工作,您觉得这个可能吗?




黄国英: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马云可能是从商业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实现移动医疗或者信息化了后,很多时候患者不需要来医院。但从医学的角度,不管疾病诊断还是治疗护理,医生和护士一定是要直观的面对患者。

但是,不可否认,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医院是否存在将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远程医疗、智慧医疗的普及,很多诊断行为会通过信息化的手段完成,患者不需要进入医院来进行长时间的检查和治疗。就算住院,时间也会减少很多,或者直接住在家里。因此,现在那种有着成千上万张病床的超大型医院,可能因此在规模和数量上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医生永远不可能消亡,但医院有可能会大量消亡,规模会缩小,数量会减少。也就是说,这种诊治活动会下沉。


《医药地理》: 我们看到,目前有些技术或平台能够帮助患者对某些疾病的自我诊断及用药,而春雨医生、百度健康云等移动医疗APP出现也是受到市场追捧,您如何看待这些技术的发展前景?



黄国英: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个人感觉这些APP主要是在商业模式方面获得了成功,创新和改变一些大众就病的行为和入口。第一,大多数还是在帮患者预约医生,把一些优质专家的信息通过平台公布给患者,患者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预约,然后通过某个机制来找到这个专家看病;第二,提供健康咨询,通过信息化的平台来对公众健康进行管理,减少在医院的诊断过程,同时实现未病预防。目前还看不到它们对诊疗活动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医药地理》: 的确,正如您所言,就目前而言,移动医疗技术和产品更多的是在帮助医院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去年,阿里健康推出了“未来医院”计划,并且已经与一些知名医院达成了合作,贵院在互联网医疗及移动医疗方面有与第三方合作的尝试吗?



黄国英:现代医院的发展离不开信息化系统的运用,我们也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信息化的合作项目,大多数还是用于改善患者的就医流程、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当然还有一些是用于科普医疗知识方面的软件,其中与《大众医学》合作开发了科普app系统,比如患者在挂号神经科就诊,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扫描该科的微信二维码,进入科普系统,就能了解到大脑是怎么发育的,脑发育异常会产生什么问题等科普知识。


《医药地理》: 说到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我们知道就诊患者拥堵的现象更容易发生在儿科医院里。那么,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下,贵院采取了哪些创新措施优化服务流程?


黄国英: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五年前提出来四化建设(标准化、专科化、信息化、国际化),信息化就是其中一个,并且投入了大量资金建立信息化的医疗体系。除了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以外,还建立了以电子病历为基础和以医院信息整合平台为基础的信息化网络,包括现在的移动医疗,电子病历、移动查房、移动输液。

正在建设的医疗信息共享平台主要运用在医联体当中。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使医联体成员能共享患者医疗资料。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患者不用重复检查,节省看病成本。二是患者在医联体成员就诊,能享受同一质量的医疗服务。当然,我们也设立一些很严密的权限保护患者的隐私。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让医联体每个成员单位下沉,形成一个平面,让成员在所在的社区接地气。目前跟闵行区相关医院谈的已经差不多了,叫做复旦大学儿科医疗联合体闵行协作,把闵行的13个社区医院,还有二三级医院的全部儿科通过信息化的系统来跟我们医院进行打通,然后建立预约和转诊体系,真正实现分层转诊和患者管理。


《医药地理》: 听起来这将是一个浩大的信息工程,那您认为拥抱互联网、进行医院信息化建设关键是什么?



黄国英:信息化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快,第二个比较精确,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有人来操作它。显然,医师的培训非常重要。所以,在构建信息化系统当中,人员的培训,不单是对信息系统的培训,对本身医疗活动的培训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前听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讲过,美国采用信息化手段来进行处方管理,但他们的差错与手写处方的时候相比并没有减少。因此,不能单纯强调信息化。


《医药地理》:日前,国家在云南、贵州、西藏等省推行远程医疗试点,复旦儿科“医联体”内也有进行远程会诊的内容。在目前的状况下,您认为远程医疗能解决哪些难点?



黄国英:在推行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方面,远程医疗一定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一个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完善的系统。因为它能缩短时间和距离,能把高水平的诊断治疗的资源很快辐射到很遥远的地方。这个不仅仅是在建“医联体”的时候使用,我们应用这种形式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包括跟美国辛辛那提儿童医院进行远程会诊的机制,还有最近几年通过远程会诊帮助云南一些地区的医院提高诊断和治疗水平,甚至通过远程教育,把我们专家的一些很好的经验传授到那些地方。


《医药地理》:相对于互联网医疗在其他领域的应用,远程医疗不算什么新鲜事物,但最近几年又开始受到政府及社会的关注,并且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来大力推动,您认为这背后主要是什么原因?



黄国英:我想国家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信息化系统能使得一些资料能比较真实快速的汇总起来,进行分析,做出科学的判断;第二,中国地区之间不平衡非常厉害,通过这种远程手段能拉近一些。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最终的解决方案恐怕还是要建立一个非常科学有效的分层诊疗体系。


《医药地理》:传统方式看病患者要与医生面对面,患者对远程医疗的接受度和信任度怎么样?出现差错责任如何界定?


黄国英:远程会诊一边是指导方,一边是被指导方,远程会诊的前提是被指导方采集的信息必须是真实正确的,指导方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还是要面对面的。如果被指导方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患者应该是信任的。但这个系统需要磨合,对被指导方的医护人员来讲,能通过这种现代化的手段很快的得到一个指导。对患者来讲,不用跑那么远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能在当地得到比较优质有效的诊断和治疗。

由于指导方看的是材料,只能根据材料做出判断,所以一出现什么问题,目前还是交给当地的医院跟患者直接面对面解决。当然这是一个课题,以后如果医院主要是靠远程诊疗来生存的,不直接接触患者的,那责任的认定肯定要有新的概念。当然收费系统也会不一样,现在收费很低,大多数远程会诊还是解决协作医院合作的需要,并不是一个医院生存的主要手段,所以目前这个问题不是非常突出。


《医药地理》:医患关系是现在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之一,由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患者接触医生的渠道增多,比如可以通过手机APP在线问医生的形式,这将对原有的医患关系产生的影响?



黄国英:在线咨询严格意义上不能叫医疗活动,只能叫健康咨询,或者属于健康热线一类。因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不是单纯限于谈话,谈话只是一个方面。这个形式我觉得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从科普的角度来讲,能普及基本知识,消除一些焦虑;第二,因为患者不焦虑了,不会动不动跑到医院去,就算去医院,心里也有一些准备,会缓解医患关系。对医患关系来讲是一个好处,所以像儿科医院也是有这种服务热线的。我们医院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倾听窗口,当患者很无助困惑的时候有医院职工会为他解答。

《医药地理》:“以药养医”一直为大家所诟病,并被指认为造成药价偏高的罪魁祸首。近期国家政策提出“医药分家”,并有放开处方药网购的趋势,对于处方药网购的推进,您认为可能存在哪些难点?


黄国英:网售处方药牵涉到互联网系统、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要有一些新的规定,包括药品质量,运送风险,经营权限和品种。这里面如果不能做到一个非常清晰严格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话,会捅大乱子,但我相信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医药地理》:如果网售处方药开闸,对医院而言,有着怎样的契机和挑战?



黄国英:如果说有大的变革,这应该是对医院传统的服务模式一个大的变革。可以通过互联网买到药品的话,到医院就只需要去找医生而不用开药,或者就不用到药房。公立医院是在为政府履行一些责任,所以基本上是紧跟政府政策,而且我们的宗旨始终要保持的,就是保证我们的医疗质量,把患者看好。这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对社会资本、外资、民营资本办的医院来说,除了同样要看好病以外,必须要考虑盈利能力以及利润等问题。


《医药地理》:各界普遍认为处方药网售能倒逼医药分家,作为医院的管理者,您是怎么想的?



黄国英:医药分开在很多国家也实行了。在美国,医药虽然是分开经营,但很多私立医院自己可以开药房。医药分开主要是政策层面的事,当然医院要配合。医药分开后要保证公立医院良好的运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保证员工的基本收入。本来叫以药补医,是因为政府补贴不够,所以允许医院通过药品增加些收入。医药分开后,政府对医院的补偿应该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要么是医疗服务收费价格的提高,要么是政府拨款的增加。对医院来讲,这种要求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医药地理》:最后,让我们回过头去,您认为真正颠覆性的变革会首先在医院的哪个环节产生?



黄国英:不管是互联网思维还是互联网技术,它改变的将是医疗服务的理念、管理、途径和方式,从这层意义上讲,或许对传统医疗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变革。如果说哪一个人还在追求医院规模的扩大,还在想盖医院,那将会是一个致命性的战略错误。但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颠覆不了医疗服务的本质和参与方。

信息化医疗对医院的冲击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提高效率方便患者,我们也希望在信息化过程当中,医生和护士的培训产生相应的变革,来适应信息化医疗的改变,从而保证我们的医疗品质。如果在提高效率方便患者的同时,培训跟不上,医疗质量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今后除了适应规模和数量的改变以外,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可能跟现在也不完全一样,除了培训基本诊断治疗能力,还要让他们适应互联网工作模式,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来源:《医药地理》2015年3月刊    记者/吴玉兰

责任编辑:文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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